在我心里面，我觉得真正的人物，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变的，是两个人，都是在我十九岁以前认识的，一个是在北京时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学，他没有教书，他为什么没有教书呢？他看不惯当时的学风，身体也不好。当时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也听过他一次讲演。他当时说做学问有八个阶段，我大约达到他所讲前面的四五个阶段。他说做学问，第一步是有问题，第二步是有主见，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见同其他人的主见发生接触的关系，由接触里修改自己的主见，或评论其他人的主见。后面我不完全记得了。我心目中看不起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个对学问真诚的人。在北京大学他也没有教书，只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当然，这些影响到我后来一直所想的许多东西。他喜欢讲东西文化，他讲中国文化是直觉的。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很不能接受，我觉得直觉的东西最靠不住，直觉完全是主观的。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民国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几次。对于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当时我十五岁，我觉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觉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仍然把问题摆在心中，后来岁数越大了，我把直觉的地位一步一步地摆得越来越高。<br> 民国十五年以后，我从北京到南京，我父亲在南京，是欧阳竟无先生的学生。欧阳先生这个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当然和他谈学问我没有半点资格，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是十七八岁，他研究佛学，对于佛学，我连发问的资格也没有。当时他的姐姐死了，我父亲照样去看他，看他时，他说他姐姐死了，不能见客。当然，后来也见过他几次。他姐姐死了，他的悲哀的情感，就表现在他的态度上。欧阳先生这个人有真切的情感，这个人有使你直接感动的地方，至于他的学问，我当时不懂。<br> 梁先生、欧阳先生这两个人，是数十年来都摆在我心中的。梁先生后来我还有机会见过他，也近一步接触、联系过。欧阳先生也和他接触过。这两个先生，在我个人来说，做人方面我都有佩服他们的地方。我随便举一些小事情，譬如在北平，梁漱溟先生，他白天不教课，也没有钱。他开了一串讲演——“人心与人生”，他说要收一点钱，收听讲的人一块钱，但是他又说恐怕学生没有钱，没有钱的可以写信给他，可以要一张听讲的卷子，这是报上载的。我当时没有去听，为什么没有去听呢？其实我当时思想不是唯物论，我年轻的朋友都是前进的，要社会改革、政府改革，都是骂梁先生，说他的唯心论的思想，没有点进步。我当时十七八岁，是受一种精神的威胁不敢去听，周围的朋友都说你不能去听，他是唯心论。后来，梁先生——以前我已见过他一次——有一天晚上请一个姓潘的先生带了五块钱给我，转达梁先生的意思，说怀疑我在北京读书没有钱，所以未能去听。其实我根本不是，我说这些钱我不能收，我也说不出个理由为什么我不去听，我是受了年轻朋友精神上的威胁，不敢去听，这可以说是我个人精神上脆弱的地方，其实我该去听。这个事情，是我对不起梁先生的地方。到现在，梁先生仍在大陆。前些时候，我接到他一封信，另外他还告诉一个朋友，他现在还在写这本书（《人心与人生》），隔现在已经是四十五六年，这本书写成功写不成功，不晓得。<br> 对于欧阳竟无先生，我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后来，有段时候，我在中央大学教书，他叫我放弃了教书的事情，专门跟他学佛学。欧阳先生对我很不错，他说我父亲是他的学生，当时我不肯，我想我怎能一辈子搞佛学。不过，对这事情我觉得是个终身的遗憾。对于这位老先生，我心里面一直都不能忘记他，他讲学问，一方面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他对于后学的希望都是真诚的。同这两个人比，老实来说，民国以来，很多像胡适之先生之名流，像梁任公这些，在我看来都及不上他们。当然我的观念不同呀。一般人看来，梁任公、胡适之在学术界的名气大，欧阳先生、梁漱溟先生在学术界的名气小，但我尊敬他们多于一般有名誉的人。这个性格，我年轻的时候是有的。有些地方受一般同学朋友的精神威胁还是很大的，如果完全不受威胁，完全特立独行便好，但是我是不够的，这点牟先生比我强，牟先生比我特立独行。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跟着一般人走。最低限度，我当时尊重欧阳竟无先生、梁漱溟先生，便和一般人的观念不同。<br>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