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刺激着中国学人必须从政治角度去分析学术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常州学派的经今文学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信从,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更加极端的发展。1883年,廖平提出平分今古文的主张。他指出经学这个庞大的体系确实有两种不同的因素,一种是古文经,一种是今文经。两种不同因素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是二者所说的制度不同,今文以《王制》为主,古文以《周官》为主。经学内部的分歧源自孔子一生学术前后两期的变化。孔子早年是复古主义者,有“从周”之意,晚年则是改革主义者,有“因革”之意。今文乃是孔子思想的精华所在。与廖平相呼应,康有为于1884写成《礼运注》,把公羊传的三世之别与《礼运篇》的大同、小康理想结合起来,把孔子说成是具有历史变易思想的政治家。1887年,.廖平进一步否定古文经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它们皆有作伪迹象。康有为1890年与廖平在羊城相会,他从廖平的见解中得到了启示,他立即召集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很快完成了《新学伪经考》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将“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视为“贾、马、许、郑之学”,“乃王莽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①梁启超后来将《新学伪经考》归纳为五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舌之目。四、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②《新学伪经考》在廖平论点的基础上,将一切古文经完全视为子虚乌有,孔子学说只有“因革”的内容,《六经》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孔子挽救社会的药方,是孔子垂宪后世的宏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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