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威（David D.Buck，1936-），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历史系荣休教授，亚洲史特别是中国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专家，为中国城市史研究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基于我对济南和山东的研究，我断定，山东省级政府和济南地方政府，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一道，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一种中国的方式使济南现代化。然而，站在1970年代末这一更有利的时间点上去看，济南在1949年之前的些许现代化，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城市变革是行不通的。
　　关于欧美城市化的研究已经证实：让人们离开他们的乡村和熟悉的文化环境来到城市，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这确实会带来真正的、长久的变革。在1970年代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尽管通过报章报道和我的耳闻目睹，我都看到中国人民对一种新的中国式发展方式的热忱，我还是在琢磨中国人民能否真的得以就地转型。然而，与当年到访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我认为共产党人无需城市化就能实现他们的目标。

　　随着这一研究的进展，我发现了一些研究成果，由此我改变了关于189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本质的观点：中华帝国晚期的中国经济不是“未发育”的，而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前工业经济，在那里，生产活动是在千百万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双手中发生的，他们主要居住在农村，不属于任何大型的或专业化的生产单位。正如施坚雅的著作中所说的，这些生产者通过精巧而灵敏的市场体系与消费者联系起来。伊懋可把这种经济的特征描绘为在“高水平均衡”之上的运作。中国经济不是没有问题，问题主要就在于，当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超过了这种模式下生产的最大能力时，它却无法突破生产和分配固有的主导模式。[18]中国开始追赶西方的发展道路，但其基础与非西方世界的很多其他地方非常不同。
　　此外，经济发展领域的专家，现在也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承认，没有一种单一的现代化模式，可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在此聚合。[19]特别是把中国放人基于西方城市工业化经验的单一聚合模型的企图，遭到一些专家的质疑。这一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显然正在发展，但却并没有采纳西方城市工业化模型中的很多关键模式。中国的人口依然保持了居住上以农村为主、职业上以农业为主的特征。大量研究关注小型和中型工业，不仅在城市中也在乡村中。中国人显然采取了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他们强调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自力更生”，定期把个人纳入某种工业或农业劳动中去。这仅是一些征兆，表示“现代化”的中国将会与过去或现在的理论家之前所想象的非常不同，这些理论家以西方城市工业化的经验为基础来预言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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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索引
第一章 济南与中国近代史中的城市问题
第二章 19世纪晚期的济南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的济南(1901—1911年)
第四章 民国初年的济南(1912—1916年)
第五章 军阀统治时期济南的政治权力(1916—1927年)
第六章 军阀统治时期济南的经济社会生活
第七章 国民党统治济南的十年(1927—1937年)
第八章 战争时期的济南(1938—1948年)
第九章 1890—1949年济南的政治与发展
附录A 1900—1936年济南的工业
附录B 1770—1975年济南的人口
附录C 1911年11月山东省谘议局提出的《劝告政府八条》
主要参考文献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