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这女子来说有什么不同？她对这些玻璃珠儿爱不释手，锁于秘处。与此同时，她的丈夫既省了钱，又享受了诓过妻子的乐趣，而且赢得她的忠诚，就像他送上昂贵的礼物能够得到的那样。
伊拉斯谟这个玩笑开得使人瞠目结舌。如果说臭鱼的例子，以及多少可比庄子逆旅之人有一妻一妾故事的丑妻为美的例子，在辅证美的相对性方面还能差强人意，那么到愚蠢标榜她的朋友以次充好，如何蒙混新婚的妻子，真要令人发指了。它使人想起马基雅弗利的没有道德的道德论，想起古代犬儒学派的一种玩世不恭主义。不过且慢，愚蠢的这个熟人是有名有姓的，因为他不但是愚蠢，也是作者的好朋友，此人就是托马斯·莫尔。
于是我们再一次回到前面的问题：愚蠢的立场是什么？她的观点是什么？她是鼓吹一种随心所欲，不为成规所羁的自由生活吗？她是鼓吹天真和想象吗？她是一个伟大的学者给世人开了一个恶作剧的玩笑？它仅仅是讽刺理性和知识的艰难困苦，取而代之以本能至上的感性生活？或者它顾名思义就是歌颂愚蠢？这些问题很难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愚蠢面对听众的滔滔雄辩也是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面对他的文艺复兴听众，乃至面向近四百年后的他的现代听众的内心独白。由此看来，美丽又天真得可爱的愚蠢，就是作者的一个传声筒。但是这个传声筒委实是太不寻常了。愚蠢代作者之所言莫若说是一种戏中之戏，最终是确立了一种二律背反的悖论式智慧。读者对这一智慧可能做出的反应，一如它自身的二律背反性质，无疑是同样具有极大的游移空间。演讲和写作本身成为一种发人深思的艺术，这是西塞罗的传统。而《愚蠢颂》将揶揄讽刺和陈说真理融为一体的文学风格，决定了它的审美特征，也带有极大的模糊性质而游移在哲学和文学之间。
基督教人文主义作为德国文艺复兴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宗教改革。伊拉斯谟与但丁以来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都有强烈的宗教信仰。教会令人发指的堕落现象和维护信仰纯洁之必须，早在但丁《神曲》中将当时三位教皇打人地狱始，即已成为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是伊拉斯谟本人并没有倡导宗教改革，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宗教改革，它的奠基人恰好是拉斯莫斯的论敌，维滕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Martm Luther，14831546年）。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此即他划时代的《九十五条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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