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说到在知识界的声望，施特劳斯就远远没法与伯林相比——至少在汉语知识界如此：伯林去世时，大陆和港台的知名文化思想杂志如《读书》、《万象译事》、《公共论丛》、《二十一世纪》、《当代》等等，都刊发了纪念文章。
伯林文章潇洒，在知识大众中声誉卓著，有自由主义价值捍卫者的美誉，甚至一些诗人、艺人也为之倾倒。施特劳斯从不对知识大众说话，据说是保守主义思想最深刻的教父。不过，这类“主义”卷标诱人卷入流俗、浮惑的意识形态之争，不可轻信——重要的是关注事情本身。
1958年，伯林发表了给他带来卓著声誉的“两种自由的概念”一文。没过多久，施特劳斯就在“相对主义”（1961）一文中纠弹伯林。伯林自称英国经验理性传统中人，其思想逻辑明晰有力、咄咄逼人，施特劳斯却偏偏纠弹伯林“自由”论的常识性逻辑矛盾：伯林将消极自由看作一种绝对的价值，论证却是如下宣称：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施特劳斯并没有就消极自由的观念本身说什么，仅指出伯林用来支撑消极自由概念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恰恰是一种绝对主义。既然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何以可能将消极自由作为一种绝对的政治价值来捍卫？
这一再明显不过的自相矛盾相当奇妙，也意味深长。一个自由主义者没有想到，以自由为尚的自由主义主张本身同样具有思想的专制性质。伯林看到这样的纠弹，心里不知作何感想。伯林访问芝加哥时，曾与施特劳斯促膝长谈。伯林晚年对采访记者忆述说，施特劳斯“很有学问，是一位真正的犹太教法典学者，……是谨慎、诚实而且深切关心世界的思想家”。说过这番同行客套话后，伯林马上申明，自己与施特劳斯“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谈不拢：施特劳斯竟然还“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永恒不变的绝对价值”——超越时间、地域、民族的真理，简直是在侮辱现代哲人的智慧。伯林打心眼里不屑地把施特劳斯当老派学究，没有经过启蒙精神洗礼似的：都二十世纪了，竟然还谈什么“上帝赐予的自然法则”。
从中古到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犹太裔思想大家代不乏人——从哈勒维、迈蒙尼德、斯宾诺莎、马克思、西美尔、列维纳斯到德里达。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意味着什么呢？散居欧洲各国的犹太裔哲人在思想上完全被希腊-犹太-基督教的欧洲文化同化了，抑或恰恰相反？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不仅是政治存在问题，也是精神文化问题。所谓希腊-犹太-基督教的融贯一体，会不会是文化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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