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她提出“这个历史是如何开始的”这一问题（同上，第22页），而这个问题与“女性的依赖尚未达成”的断言又是否兼容呢？如果有一个开始，那它是否必然走向事件（缔造者或者触发器），走向一个未来或者一个本质？波伏娃规定了问题的实质：不是性别的二元性引起冲突，也不是其中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绝对支配，而是男人赢在起点。
波伏娃同意两个“明显的事实”：二元性最终导致冲突；性别的二元性一上来就作为主要的二元性施压，它的原则在于产生一个不容置疑的结局，既然女性接受作为“他者”的生活。换句话说，性别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会由其中之一的决定性胜利来决定赏罚。这就是便利性所在，它们值得被特别强调，但不会超出波伏娃所提的新问题的高度。相反，它们建立了论题的基础，的确引进了对女性作为绝对他者这一形象的限定。这就是“女性作为他者的唯一事实，质疑了男性从未能够给予的所有证实，很明显，这些论据和理由是受后者的自身利益所支配的”。（同上，第22页）这些合法化的证实不仅仅是围绕着一种统治意识形态来组织的，意识形态总是我们习惯批评的对象；这些辩解并不集结为一种目标在于创造幻影的虚构，也不在于一种乐观的幻想，以取代令人消沉的现实——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并没有一个完整存在的世界，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只有被男人构建的世界。唯有一个男性统治曾经改变的公共世界，唯有一种新分配制允许平等地重新分配的公共世界。公共世界不是原初的，它可能是未来的。波伏娃有理由站在浦兰·德·拉巴尔（Poulain de la Barre）①的陪审团之列，“男人关于女人的所有书写都是可疑的”。所有的书写都有必要借用论证的风格。通过风格的恩赐，女性的依赖性已经达成，或者被证实。在这个因袭化的世界，有事件、生成性或者本质，用来论证女性的依赖性。回顾对生理学、精神分析学和唯物论的分析，波伏娃取消了这些话语的所谓胜利：“这个世界总是属于男人的，任何一个被提出的理由，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充分的。”（同上，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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