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朱儒学的开始，是与朱室南渡前后百年问的工学、洛学的升沉和消长相联系的①。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最终尤疑是决定于哲学思想自身的内容，但哲学思想于现实中的升沉与消长，直接的原因则更显见得是由外在的因素所构成。而对于王学与洛学而言，这外在的因素中，尤其重要的是政治与教育。第一节王学与洛学的升沉消长
土安石于熙宁当政以后，他主编的《三经义》深得宋神宗的肯定，神宗讲：“今谈经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经义，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②于是颁于学官，称《三经新义》，成为科举的依据。这种现象当然为儒学中的其他学派所不喜，只是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攻击王安石。苏轼尝云：
王（安石）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已。
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
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③但是，凭着政治的权力和科举的导向，王学事实上占了优势。
这种优势从正面看，是王学的影响极大，所谓“安石《新义》行，土子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④。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五月司马光出山，随后二程兄弟上台（程颢除宗正丞，未行而卒）。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司马光拜相，三月程颐为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四月再受经筵之命，同月王安石逝于江宁。在这场政治大变动中，熙宁新法虽一一尽废，蔡確、章悖、吕惠卿也次第罢免，而且尽管司马光对王安石改革后的科举考试形式和以《三经新义》为依据表示不满，但除了新法与人事以外，科举方面没有受到冲击。事实L，司马光对于王安石新学的攻击，在同一政治集团中也受到r批评，譬如王安石重《孟子》轻《春秋》，司马光持相反意见，并在《起请科场札子》中予以攻击①。对此，范纯仁则向司马光指出，“《孟子》恐不可轻”②。在政治风向骤转之际，随时俯仰、好恶不公者自然附会当时执政。当l=d马光于朝中议论科举时，国子司业黄隐便投其所好，“讽谕其太学诸生，凡程试文字，不可复从王氏新说，或引用者，类多黜降”，但仍是遭到了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的官员的猛烈攻击，直至提出罢免黄隐官职③。
……
展开
就各家的分别研究而言，他的琅径以分析为主，力求呈现出每一位思想家的基本宗旨；就全书而言，他紧紧地把握住综合的线索，不让整体的一贯观察淹没在纷繁的端绪之中。
更值得指出的是他关注思想与环境的互动，抽象的观念和实际的人生融为一体。这样的儒学史是有生命的，也是动态的。
——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