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要强调的另一个文化事件是“上帝死了”。这是20世纪之交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也是历史主义必然走向衰落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件事情的直接意义是，历史主义得以可能的神秘主义前提被直接抽空。虽然历史主义者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仅凭他们用一种希望式的言辞来挽救或者置换上帝显然不可能。所以，晚年的梅尼克已经不再像古典历史主义者那样通过论证上帝的存在以化解人世的苦难，而是在将纳粹主义视作偶然性之后，反而以一种希望式的话语来抚慰民族创伤，这便是最后一位历史主义大师梅尼克的最终形象。
其次，现实的国家政权的崩溃。除去对上帝的依赖之外，历史主义者们另外一个思想依托就是现实的国家，这也是他们阐发个体学说的基本支点，然而，这个支点在20世纪也相继遭到了摧毁。遭受了几百年的离乱之苦后，1871年德国终于实现了统一，然而，统一之后的德国并没有和平发展，而是逐步走上了军事扩张的道路，这既与19世纪末期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有关，也与德国内部实行的普遍兵役制密不可分，因此，历史主义扮演了催动国家政治统一的角色的同时，却没有阻挡国家向极权主义推进的步伐，如果用梅尼克的观点来界定这一过程就是，权力挤兑了道德，恶的因素被释放，以至于德国遭遇了空前的浩劫。
无论怎么讲，那个使历史主义得以可能的“同一性基础”已经魂不附体，也正是这一点对德国历史主义本身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按照历史主义逻辑，个体总是与一种崇高的意义有机统一的，在兰克那里，个体自身内含着有机发展原则，而在外部它们都是上帝的手指（注意，此处个体可以是国家本身）；而在普鲁士历史学派那里，他们在强调上帝对于历史的意义性之际，还直接将个体原则直接用于国家本身，换言之，他们对“个体性”的强调已远远大于对“发展原则”的认同，所以，在丧失了兰克历史主义所勾画出的个体平等主义图景的同时，这个学派陷入了对个体相对主义崇拜的怪圈，于是，他们对政治本身、对国家本身的偏重也变得合情合理，这也是他们被人誉为“历史一政治学派”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许多历史主义者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将权力与道德、事实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混同，并且这种等同有一种“历史的形而上学强制”蕴含其中，所以，无论是兰克本人，还是反对兰克的普鲁士历史学派，他们都主张个体本身的价值具有完满性，这种完满具有先验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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