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致张栻的第四书云：“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根于一处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②朱子这封信中所谓的“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可以说是他这几封信的中心思想，亦即他“中和旧说”的主要内容。朱子认为，“心”作为外在的“用”始终乃已发，“性”作为内在的“体”始终乃未发，须通过已发的“用”以见未发的“体”。在这封信中朱子还对作为未发之体的“性”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作为“体”或“大本”的人之自身所本具的“天命之性”之所以使人于浩浩大化之中有主宰能安身立命，在于此“天命之性”并非“拘于一时，根于一处”的“一物”。换言之，此“天命之性”乃超时空的人类可以托付的终极实在。故朱子由衷地赞叹道：“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可见，对朱子来说，此“天机活物，流行发用”的“天命之性”即存有即活动，即体即用。既是宇宙万物的终极创造根源，又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先天根据，就如同基督教传统中的上帝，所不同的是，基督教传统中上帝乃外在于人的超越的最高存在，而儒家传统中“天命之性”乃既超越又内在于人的终极实在。因此，朱子认为，人只有去体悟和存养自身所本具的“天命之性”，才能使人于浩浩大化之中有主宰能安身立命。朱子那为人所传诵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著名诗句也正是他获于此中和之悟后所写下的。①
对于朱子的“中和旧说”，人们对其形成的时间有着不同的看法。《朱子年谱》的作者王白田认为，“中和旧说”乃朱子乾道二年丙戌自悟所得，是年朱子三十七岁。陈来先生也力主此说。钱穆则认为“中和旧说”乃朱子丁亥秋冬湖湘之行时得自张栻，故他主张朱子“中和旧说”形成的时间在戊子，是年朱子三十九岁。刘述先先生赞同此说。导致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一个主要原因显然是，朱子“中和旧说”是得自张栻还是朱子自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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