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注文会影响经文。在中国古代，文本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情况下，抄写者也是作注者，作注者也是抄写者，两者会混在一起。抄写者在抄写的过程中，对经文会有自己的解释，某个字应该是什么意思，他会按照自己的家法来抄写，就可以影响到经文。那些作注的人一边看一边抄写，一边作注一边传授。至少要到东汉，也许是到唐代，经文刻在石碑上，才逐渐固定下来。这个说法也许很怪，但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
在最后固定下来之前，文献在不断地变化。历史过程也一样，无论有没有新资料，历史都会继续改变。再过二三十年人们会重新写，我们不能说自己是历史最后的阶段。我们只是在历史完成过程中的一个点，将来还会有很多的解释。
在您研究的这个领域，西方汉学界与大陆学者的分歧似乎非常大，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您怎么看待这些分歧？
夏含夷：这个问题不简单，在还没得到博士学位之前，我的理想是让自己成为媒介或一座桥梁，把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连接起来。然而到现在我却比较悲观，当然不是完全绝望。这三十年来，中西方的交流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很多分歧和误解。应当说，中国学者的爱国和民族主义，这是很自然的事，是不能避免的。现在很多中国学者都到国外去，对国外的学说和文物都有兴趣，经常到国外去参观博物馆，跟国外的学者交流。我觉得三十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怪中国学者，因为他们那时是被封闭的。当然，西方汉学家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是国际人物，所以没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所以很客观，这其实是另一种偏见。他们有时欺负或鄙视中国学者的民族情绪。我希望双方能越来越接近、了解，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1995年到1996年期间，报纸几乎每天都在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消息，说这是中国政府最大的一个科研项目，特别是对人文科学。当断代工程结论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汉学家对此批评，说中国要造成一个新的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霸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科学的过程。正好那时《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对断代工程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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