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代前期尊崇黄诗之时，已经有少数诗人对黄诗不满。如尹无忌不喜黄诗，认为“学苏、黄则卑猥也”。周昂更是“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认为：“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他说：“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说：“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这些议论显然针对的是当时诗坛师法黄诗而过于求奇的风气。到了中后期，对黄诗的批评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著名的批评者当推周昂的外甥王若虚。王若虚论诗，以情意为本。他说：古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寓也。郊寒白俗，诗人类鄙薄之。然郑厚评诗，荆公、苏、黄辈曾不比数，而云乐天如柳阴春莺，东野如草根秋虫，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其实主情意可以说是历代诗人共通的，只是强调的程度不同，表现方式各异而已。王若虚不仅强调情意，还要求对情意的表达辞达理顺、平易自然；对于艰涩奇僻、过于雕琢的诗风很反感：“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日格律贵尔。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在王若虚看来，只有平易自然、辞达理顺的诗歌才是真情流露，过于追求技巧、雕琢晦涩的诗歌则离真情已远。诗歌发展到宋代，始特别讲究技巧，而黄庭坚则是这一诗歌潮流的突出代表，因而王若虚对黄诗“开口论句法”表示不满。对于黄庭坚“夺胎换骨”的家法，王若虚更是嗤之以鼻：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纵复加工，要不足贵。虽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意之间，岂容全不见犯哉？盖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为嫌，异者不以为夸，随其自得而尽其所当然而已。至于妙处，不专在是也。故皆不害为名家，而各传后世，何必如鲁直之措意邪？ 王若虚主张对于前人成句不必有意避同，也不必有意立异，而应该“随其自得而尽其所当然”。黄庭坚的“夺胎换骨”法，其实仍然是在前人成句下讨生活，并不足贵。而且，有意与前人立异，也容易导致缺少自得之趣。王若虚屡屡批评黄诗缺乏“自得”。又如《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予尝戏作四绝》之四云：“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这是王若虚批评黄诗的核心着眼点。王若虚对于黄诗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尤其是对于当时一些师法黄诗者求奇过甚的诗学倾向，是很有针对性的。但是，王若虚争强好辩，其对黄诗的批评也颇有些吹毛求疵之处，尤其是在对黄诗具体作品进行批评时。如：诗人之语，诡谲寄意，固无不可。然至于太过，亦其病也。山谷题《惠崇画图》云：“欲放扁舟归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当遂不知？ 山谷《题阳关图》云：“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夫人有意而物无情，固是矣。然《夜发分宁》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此复何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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