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明曾概括了现代诗歌审美价值标准论的四个方面，即：“真”、“善”、“美”统一说，“价值”与“效率”统一说，“内容”与“形式”统一说，“现实”与“艺术”平衡说。从现代性维度来看，这其中也体现了个性和共性、功利性和审美性的矛盾。从总体上说来，在五四新文学中，其个人性与集体性不是绝不相容的，“统观中国新文学内容变革的历程，最初是沿着旧文学传统而下，不过从一角新的角度而发见了自然，同时也就发见了个人；接着便是世界潮流的尽量吸收，结果又发现了社会。”因此，“其时，‘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博爱主义’，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新人生观。与此相对应，则有‘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新文学观”。在社会功利性与文学的审美性上也是如此，“坚持文学的社会参与性与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乃是五四文学观的两大支柱。这一文学观基于如下认识：既希望通过文学的独立性保持住文学家的独立人格，又希望在独立性的道路上不要走得太远，须得与社会现实保持大致平行，从而使其作品能够影响现实，替未来塑造‘新’人。”因此，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体现出了现代性的这两种向度，这两种向度总体上也形成一种同构。然而，这两者在后来的文学（诗歌）发展中却是矛盾、对立多于和解、统一。袁可嘉曾指出：“当‘人的文学’带着生命本位与艺术本位，与带着人民本位，工具本位的‘人民文学’相面对时，最平常的现象是甲责备乙的遁世，乙嫌恶甲的功利；甲说乙缺乏社会意义，乙说甲渺无个性；甲说乙艺术得‘形式主义’，乙说甲‘艺术’得太不要艺术；甲说乙白昼做梦，萎然无生气，乙说甲杀气冲天，一脸横肉……”这种“审美性”与“功利性”、“个人性”与“集体性”的纠缠，成为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结症性问题。这种多极端、多对抗而少和解的倾向，致使新诗文体现代性建构严重滞后。这是新诗现代性的突出表征，是新诗难以把握和平衡的问题之一，也是新诗标准所面临的难题。而面对此难题，我们无可逃避，只有化解极端与对抗，才能使这种钟摆式的诗歌标准趋于平衡，走向和谐。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