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雯秀开始能够理解婆婆，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人照顾孩子，都是没办法啊。至于生活习惯，那是南北差异和背景差异造成的。北方人豪放不拘小节，南方人生活细致，能省就省。自己的亲孙子婆婆怎么会不疼，只是习惯了勒紧裤腰带的生活。婆媳的关系因此有了缓和。
干校生活——看不到的未来1967年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儿。但随后蒋木和雯秀被下放到湖南常德县五七干校，开始了三年艰苦的干校生活，儿子被送到姥姥家，女儿被送到上海奶奶家那里。蒋木是稻田班的连长和指导员，雯秀则负责种菜。那里的条件不只是艰苦，甚至健康也受到了威胁。常德县是血吸虫病多发地区，再加上井水水质不好，许多同事患上了严重的肝炎，有的同事甚至因病去世。蒋木带头和几位同事研究对付血吸虫的方法，找来杀虫药，带领大家向地里喷洒，并研制井水净化的方法。如果说这还只是肉体上的折磨，那么接下来的精神上的摧残就更加残酷。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和否定，更加信仰事实与真理，一旦这些他们的信仰消失，那便像取走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的世界轰然崩塌，生存也就变得没有了意义。因而在运动中牺牲的大多是那些最正直、最有理想的人，是对国家最忠心、最有价值的人。那时，生存的法则就是要听话，甘做任人摆布的棋子。
最可怕的事还是来了，“文化大革命”也波及了雯秀的父亲。曾经的留日经历成为了他被指为走资派的把柄。父亲在北京受罪的消息传到了远在湖南的雯秀的耳朵里，作为女儿心里不好受，却又爱莫能助，独自一人的时候不知株了多少眼泪。
相比这些，农场的生活显得简单而又单调。这些北京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成了当地农民眼中奇怪的人。这些知识分子看着像叫花子，破衣烂衫，出门却一个个都戴着高级手表，花钱也极为大方。其实，穿得破是因为他们下农田干活都不舍得穿自己的好衣服，都拣自己平时不穿的破衣服，脏了破了也不心疼。而且，在偏远的地方，没有东西买，碰到有卖东西的就赶紧凑上去，有东西能买上，自然也就不在乎贵不贵了。后来，农场种的粮食和蔬菜开始有了好收成，大家的日子也就好过一些了。
在这种单调的围着土地团团转的生活中，人们变得无所寄托。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谁也不知道要在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还要待多久。像雯秀和蒋木这样两口子在一起双双下乡的，身边有亲人在，日子还算是好过的，精神上和生活上彼此还可以互相支持。而那些单身的男女，在这种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越发空虚寂寞，青春就在每目的鸡鸣而起、日落而息的乏味中悄悄流逝。于是农场中开始出现了不良的男女关系。起初事情败露了，人们还要惊奇一番，议论纷纷，后来人们在见怪不怪中明白了空虚的可怕。人性是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的，当这些欲望不能得到适当的发泄时，便会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而悲剧的时代就是这样造就一个个悲剧的个体的。
三年的干校生活进入尾声，各地开始让这些知识分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1971年便是两人的生活中充满担忧的一年。年底，湖南大学率先来到干校挑人到湖大教书，两人被选中，这就意味着两人无法回到北京。家永远是不变的呼唤，两人担忧着老人和孩子怎么安置和照顾，夜深入静时常常不能人眠，心儿早已飞到亲人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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