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19年9月29日，美国的部分参议员读到了《华盛顿邮报》刊发的快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登陆。结果这个虚假的新闻引发了参议院党派纷争等一系列的危机。①实际上新闻媒体对个人政治态度的影响非常重要。人类知识的来源，一是个人的直接经验，二是积累的二手资料。媒体的重要性，在于没有人会通过个人的直接经验去了解天下大事，大家需要媒体来提供信息，从而了解国际和公共事务。正因为媒体成为超越个人直接经验而了解天下大事的窗户，新闻媒体提供的信息也就构成了公众对于外部世界的景象。
研究中国公众的态度也离不开对中国媒体的研究，乃至对整个政治的研究。戈德斯和佐莱尔提出“接触一接受模型，根据他们的研究，个人与媒体的接触程度是在威权主义国家中决定个人对政权支持的显著变量。詹姆斯.R.汤森等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发现，“我们尽管不可能准确地说出政治传播网对中国人政治态度的实际影响，但有关经验强度差别的几点评论或许可以给这个问题注入某些亮点。可以肯定，接受政治宣传对所有中国公民几乎是普遍而相当频繁的事情。也就是说，实质上所有人都定期地曝光于至少是某些正式媒体（主要是报纸、电台和电视等）之下，它们都具有高度的政治内容。如此接受的积累效应也许大大提高了公民对政治人物和事务的一般认识，产生了与国家政治制度较大的认同感，并促使公民更多地接受精英的要求和价值观。”①并且，在中国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媒体会影响个人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和态度。②因此，分析中国公众对外政治态度需要分析中国的媒体以及媒体对于国际问题的报道。本章会首先分析媒体与公众态度的理论，并分析其在中国的应用。第二部分详细分析媒体的转型以及对于中国公众国际观的影响。媒体与公众态度：理论
在政治传播学的研究中，一直认为媒体、决策者和公众态度是三角互动的关系：媒体会影响公众态度，公众态度又会影响媒体；公众态度影响决策者，决策者影响公众态度；媒体影响决策者，决策者也会影响媒体。在一般模式中，公众和媒体独立性强，并且都具有议程设定的功能：新闻中强调的议题随着时间的演化会成为公众认为重要的议题，公众向政府施加影响并且改变政府的决策；或者是公众向政府施加影响，通过媒体报道得到广泛的响应，从而形成更为广泛的舆论压力，从而促使政府政策的改变。①
科恩对美国公众态度和外交政策的研究认为，媒体“虽然不能成功地控制公众的思维方式，但是可以告诉公众从哪些方面思考国际问题”。②对国际事务与媒体的实证研究也支持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根据索罗卡在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外国事务的显要性与媒介关注程度存在相关性。自1990年到2000年，外国事务中英国公众中的显要性与《泰晤士报》上国际事务文章数量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54。自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外国事务在美国公众中的显要性与《纽约时报》上外国事务文章数量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38。③
同时，外交政策也影响公众态度，决策者影响了外交事件，媒体影响了外交政策。整个网络的关系图又会被外国的参与者复杂化：外国的国家与个人也会影响本国的公众态度。因此，整个因果关系包括媒体、公众与国内外的参与者。图2-1显示的是复杂的因果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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