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承本刊主编者的好意，邀我写这样题目的一篇文章，献给开学后的青年学子们。不过这题目比较地沉闷，如果详尽地写下来，不是这刊物的篇幅所能容纳；所以现在只能略简地像常识似地向青年读者们报告点中国现代学术某种部门研究的趋势而已。
一切学术的研究是发展的，转变的；一切学术的发展或转变又都自有其社会的原因。所以研究一种学术，先要了解它的过去，又要把握着它的现在，而且还要探求它所以发展或所以转变之社会的原因，对付一切学术都应该如此，对付中国旧有的学术更应该如此。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不抱住死骸或腐肉当作法宝，你才能接受这一社会的文化遗产而向前迈进，你才能了解你对于社会对于大众所负的文化的伟大使命，不至于将学术当作个人的装饰品，甚或当作出卖灵魂的契约！
不容否认的，铁样的史实呈示给我们，中国经典的本质，不仅是学术的，而且是宗教的，尤其是政治的。明显地说，中国的经典，不仅可以当作学术的材料去研究；从两汉以来，它发挥了宗教的作用；而且从两汉以来，它尽量发挥了政治的作用。更明显地说，中国的经典被君主和一班出卖灵魂的士大夫们当作政治的枷链或鞭子，恣意的残酷的来蹂躏踏在他们脚下的大众！
所以现在研究经典，至少应该负起两种使命：一是积极的，将经典当作一种文化遗产，分部的甚至于分篇的探求它的真面目，估计它的新价值，使它合理的分属于学术的各部门。举例说吧，譬如《诗经》，应该先懂得从汉到清的各家家说，然后扬弃从汉到清的各家家说，而客观的显露它的本质，阐明它的内在的灵感和外形的技巧，合理的给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研究经典的另一种使命，可称为消极的，就是探求中国经典学所以产生发展和演变之社会的原因，揭发它所含的宗教毒菌，暴露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将它从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所奴使的学者名流的手里夺过来，洗刷去它外加的血污或内含的毒素，重新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呈献给大众！
这两种研究工作，无论是所谓积极的或消极的，都是相当地艰苦的。它决不是标语式的宣传或游击式的争论所能成功的，它需要和研究其他学术同样的坚定精神，一滴一滴整理，一步一步清算，然后一种一种享用。
其次，这两种研究工作的路线，就表面上看似乎不同，但实质上是一致的。简明地说，就是以治史的方法以治经。所以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决不是以经来隶役史，如《汉书·艺文志》将史部的《史记》隶属于经部的《春秋》；也不是以经和史对等地研究，如《隋书·经籍志》以来有所谓经部史部之分。就是清末章学诚所叫出的“六经皆史”说，在我们现在研究的阶级上，也仍然感到不够；因为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诸位大概明白，“史”和“史料”是不同的；史料是客观的社会的历程所遗留下来的记录，而史是这些客观的记录透过了史学家的主观的作品！明了了这一点，那么中国史学对经学的关系，不仅如成语所说，“附庸蔚为大国”，而且实际上日在“侵食上国”了。明显地说，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级是在不循情地消灭经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要明白消灭经学，本不是破坏固有的文化，而只是剥去其经典的后加的污渍的外衣，将它当作纯洁的文化体的一部分，注输以新的血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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