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为了维护案例的权威性和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发布案例只能实行一元化，不能实行多元化，即只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发布，如同司法解释只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统一作出一样。发布案例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如果不是只有最高人民法院，而是各级人民法院都可以发布案例，现在全国有3557个法院；即使限制在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发布案例，指导办案，现在有31个高级人民法院，加上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也有32个法院可以发布案例。在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司法环境欠佳的情况下，加上各自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理解不同，必然造成适用法律上的混乱，不利于维护司法的统一；怎么可能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呢？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曾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发布案例，地方法院无权发布案例；发布的案例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确认，并在《公报》上刊登。现在看来，这一规定仍然是正确的。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总结经验（包括交流案例）而不是对外公开发布案例的方式，指导本地区法院的审判工作。
（三）选编案例的标准和案例的来源问题
据了解，现在最高人民法院还没有制定一个选编案例的标准。笔者认为，总结23年来的经验，确立一个编选案例的原则性标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初步考虑，选择案例的标准可以包含以下内容：（1）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2）具有典型性，即一定代表性的案件；（3）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类型、适用法律难度较大的案件；（4）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正确的案件；（5）根据立法精神，阐明法律之真意，或者弥补法律之不足，并有抽象规范，有重要参照价值的案件。
案例的来源，从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和海事等专门法院均可以。据《公报》负责人介绍，案例主要来源于基层人民法院。这不奇怪，因为全国法院每年受理案件七百多万件，其中80%在基层。
（四）选编案例的组织机构问题
选编案例是一项十分繁重而细致的任务，没有固定的机构和一定数量的高水平的法官（选编人员）是难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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