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西汉昭宣时期的儒生王吉，就从儒家以礼施政的角度，阐述了文法俗吏施政治民所致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寝薄”的弊端。②显然，王吉对文吏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文吏的施政更偏向于法家的理念，其行为更多功利色彩，文吏行政给社会风俗、国家行政带来的只是消极的影响，这与儒家的政治治理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王吉对文吏的批评态度为后来之学者所承继。东汉学者王充，在所著《论衡》一书的《程才篇》、《量知篇》、《谢短篇》及《效力篇》中，对儒生与文吏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如他认为“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③“儒生修大道”，“文吏晓簿书”。④两者各有所长，徐复观先生认为王充《论衡》书中关于儒生与文吏优劣长短的这些阐述，除了为表彰自己外，也反映了汉代儒生与文吏在地方政治中的对立。⑤王吉与王充的评论当可代表汉代儒生对自身与文吏的看法。儒生是风俗气节、政治道德的践履者和维护者，文吏则只是具体行政事务的执行者；儒生对权力的掌控则会实现政治的良性发展，而文吏因为缺少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他们虽然能长于事用，但不加节制则会导致行政紊乱。王吉与王充自然是对儒生持肯定态度的。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