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一些作家和理论家大都继承了别林斯基的这个观点并加以进一步发展。例如高尔基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中用的是“用形象来思考”和“用形象的思维”。但是第一个明确地应用“形象（的）思维”的概念则是法捷耶夫。他在1930年所作的《争取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艺术家》的著名演说辞中，较详细地论述了他对“形象思维”这一概念的见解：“艺术，特别是文学，首先同人类社会、同人及其生活打交道。然而，正像我们说过的那样，科学与艺术是通过不同的手段去解决这个任务的。大家知道，科学家用概念来思考，而艺术家则用形象来思考，这是什么意思呢？艺术家传达现象的本质不是通过对该具体现象的抽象，而是通过直接存在的具体展示和描绘。艺术家通过对现象本身的展示来揭示规律”。上述法捷耶夫的这种说法，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一直不容置疑地成为苏联的“形象思维”理论的经典定义。这个观点的最基本内容，就是强调艺术同科学具有完全等同的“认识”作用和功能。他们认为，艺术的“特点”（特殊性）只不过是用“形象”来取代了科学所用的“概念”形式而已，其内容、功能和目的不过是同科学一样“认识”和“揭示”现象（形象）中的规律，两者并无本质区别。这就是所谓“用形象来进行思维”的基本内容。这个理论自20世纪40—50年代传人我国，迄今有许多学人仍毫不怀疑地信奉为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则”。但是我们知道，自20世纪50年代起苏联已有一些理论家对上述的“形象思维”理论提出过异议。例如较有名的尼古拉耶娃在1953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论艺术文学的特征》，就指责过某些“形象思维”理论对艺术的“特殊性”重视不够，她强调指出：艺术和科学不能“等量齐观”，否则“就会使艺术失去特征”。她又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者“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其本质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尽管尼古拉耶娃口头上承认两者的“内容”有着“本质”不同，而实际上，她也仍然认为艺术不过是用“形象”为形式，其“内容”和科学仍无不同。例如她说：“形象思维的特征是：在形象思维中对事物和现象的本质的揭示、概括是与具体的、富有感染力的细节的选择和集中同时进行的。只有把内容的这种特征与形式的特征统一起来，才能产生真正的典型和真正的艺术文学作品。”由此可见，她所强调的艺术的“特殊性”，仍是空无实际内容的。事实上，只要谁还保持着把艺术创作活动看作是“用形象来进行思维”——“认识”、“概括”和“揭示”事物现象中的“规律”（其实也就是一种图解性科学知识），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就必定是白费力气，就像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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