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评论“非教育问题”
昨天，有一位叫“小若子”的朋友在我博客上留言——
李老师：我觉得您有点变了，变得我认不得了，还是管好自己的这一盘子吧！高度不够，乱发评论不好。因为您的一言一行有一定的影响力。自己名誉损失是小事，如果误人，您将会悔恨终身。
说实话，因为忙，我一般是不回复跟帖的，但这次我回复了——
谢谢真诚小若子老师！真正的朋友才这样直言呢！
不过，请允许我也把你当朋友直言几句：最近我对时局的评论多一些，这恰恰证明我没有变——一颗知识分子的心永远都不会变，我还会继续评论时政。“这一盘子”当然要管好，但“这一盘子”离不开整个中国这个“大盘子”。我只是一个公民，而不是外交部发言人，当然不可能有“高度”，但这不妨碍我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宪法，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评论天下大事。说到“影响力”，我不认为我有多大影响力，但如果客观上有的话，那我正希望我能够用自己的行为告诉所有教育者，我们首先是公民，其次是知识分子，最后才是教师。当然，我不会离开了本职工作去做空头的评论家的，我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不辜负包括你在内的所有关心我期待我的人的希望！再次感谢你！
这里再补充几句——
尽管现在不少人认为我已经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了，但实际上，我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教育者。
对我来说，教育，只是我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途径。我有着公民的自觉意识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我经常对老师们说：“要站在人生与社会的高度看教育。”我爱我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土地，关心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关心和这片土地息息相通的世界。因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我是非常自然的。我很难设想，一个对社会对世界漠不关心的人，会把学生的精神引向思想的星空。而且，在我这里，关注窗外，评论时政，不是业余爱好，更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教育本身。我是在行使自己的思想权利，同时也是在身体力行地给学生示范什么叫人文视野、公民意识和批判精神。
包括平时我看的书，大多都不是教育的书——比起其他名师，我读的教育著作其实很少的，读得更多的是文史书籍、名人传记等等（比如最近我正在读《中苏关系史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但在我的眼中，我读的所有书，没有一本不是写满了“教育”。我关注的网站也主要不是教育类的（这从我博客上的“友情链接”可以看出），我的关注面很广很广，包括“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还有许多时政网站，都在我的视野之内。多看一些，总有好处，而且只有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信息，我才可能在比较中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我不争论，因为没有时间。
也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李老师，你的博客中的非教育文章太多了。”是的，有的评论敏感问题的文章让一些人不理解，甚至有时候也给我带来一些小小的麻烦。但我则认为，我没有一篇博文不和教育有关。这当然涉及对“教育”的理解。中国这只航船正在艰难地前行，各种思潮暗流汹涌。贫富悬殊、腐败猖獗……于是，有人怀念过去，企图将中国拉回历史已经证明走不通的路上去；有人则希望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走向宪政。我不可能无视现实问题，而孤立地“纯粹”地搞教育。只有心中装着中国与世界，我们的教育才有深度和厚度。“新教育实验”的六大行动之一，是“聆听窗外声音”，自外于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教育是没有灵魂的教育。我经常问自己：你把怎样的公民奉献给未来更加民主的现代化中国？我将用余下的生命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教育理想。
当然，理想不是空想，而是每一天的行动，这个行动既包括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发出自己作为一个公民虽然并不深刻但绝对真诚的声音，也包括应对每一天琐碎的校园事务，比如昨天上午，我还在和一位老师探讨课堂改革，中午我还在和一个后进生谈心。
我深知我身上承载了无数老师太多的厚爱和期待（很多老师是从《爱心与教育》中认识我的，他们多么希望我只讲催人泪下的教育故事，而不要怒目金刚地去评论什么时事），但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因此而束缚自己的精神，或为了迎合大家便掩饰自己，更不要因此而戴上“专家”或“校长”的面具故作“稳重”“成熟”。不会的，我将继续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透明的自己，一个坦荡的自己，一个情不自禁想说就说的自己，一个乐则开怀大笑、怒则拍案而起的自己！
请允许我把这视作奉献给大家的真诚，好吗？
读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
不久前，我在湖南浏阳市中和乡苍坊村参观耀邦同志故居时，读到了耀邦同志60年代初写给家乡的党总支书记龚光繁同志的一封信，感慨万千。
关于这封信的背景，龚光繁同志这样回忆道——
1961年，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我在耀邦同志老家所在地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辖今中和乡苍坊村等四个村）任党总支书记。1958年该大队修建了一座小型水库，一来可以蓄水灌田，二来可以解决发电、生产和生活用电。全大队老百姓无不称好。但那时候，浏阳等地都买不到发电机，偶然有货也要由计委分配。经大队党总支委员会研究，请耀邦同志的胞兄胡耀福和耀邦故居所在的生产队长、耀邦的堂弟胡耀简两人一同去北京，求助耀邦同志购买发电机。两人的路费当然由公家解决。去北京，总不好让他俩空着手进耀邦的家门，何况耀邦的母亲已经在耀邦家住了十多年了，于是便捎上一些耀邦母亲爱吃的而又十多年未能吃到的家乡土特产：冬笋和芋头。这样也算是按家乡农民的习俗表达家乡人的一点心意。1960年12月间，耀福、耀简去了耀邦家，直截了当地讲了家乡大队领导的要求。耀邦认为修水库发电是件造福于百姓的大好事，同意帮忙买发电机。但对大队为耀福和耀简解决路费及大队送来冬笋和芋头，却很生气。在此之前的1960年7月间，文家市公社社长杨庆湘上北京参加全国复员军人代表大会，顺便代表家乡人民看望一下胡耀邦同志。出于常情，公社党委也买了些家乡的土特产茶油、豆子、油饼、火焙鱼顺便送给耀邦同志。岂料耀邦同志对此事也很不高兴，一直想找机会向文家市公社退回物款。而这时，又碰上我们给他送去冬笋、芋头。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耀邦同志想到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党群关系和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值得给基层干部敲敲警钟。于是，便趁耀福、耀简先后回家的机会给我们写了一封长信和一张便条，并按市价退回了两次送的土产品价款。
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呢？
耀邦同志在信中批评家乡的党组织没有劝阻亲属来京：“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姊姊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为什么耀邦不许他的哥哥、姊姊等亲属到北京找他呢？他在信中坦率地说了自己的担心：“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
耀邦的哥哥到北京显然不是私事，而是出公差，这路费当然得由公家出。耀邦同志仍然不高兴：“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耀邦毫不客气地批评家乡人：“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外出做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啊！”耀邦甚至将此事提高到原则高度，告诫他的乡亲们：“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耀邦的哥哥去见耀邦，给他带去了一些冬笋、芋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算不上是“送礼”，但耀邦仍然不能接受：“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耀邦同志再次恳切地写道：“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好像还不放心，耀邦竟然在信中这样“威胁”道：“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耀邦的哥哥带来了他的儿子德滋，想将儿子留在北京耀邦家里读书。可耀邦明确表示了拒绝：“我哥哥带来的德滋，我这里也不能留。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
耀邦对来自亲属的要求几乎是一一拒绝，但他对家乡其实是很有感情的，在信中他特别关心家乡的生产情况：“务请你们根据中央政策认真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地领导社员把今年的生产搞好。你们的生产搞不好，不但社员生活不能扭转，连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干部，脸上也感到不光彩。”他还说：“我希望你们今年分三次把你们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我一下。”但他特别提醒家乡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有什么意见和不懂的东西也可以写，可以问，绝对不要隐瞒。来信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不要那么写。”
在信的结尾，耀邦再次表示了对家乡亲属生活困难的无能为力：“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较贫困，我没有能力作多的帮助，只送了两件旧衣服给他……至于其他的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
这封信的后面还附了一张退款清单，耀邦将家乡人送给他的诸如油茶、豆子之类的“礼品”一一折价，要求哥哥将这笔钱带回，“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现在，这封信的原件静静地陈列在耀邦故居纪念馆的玻璃柜中。语言朴实，字迹清秀，展示着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磊落胸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封信应该说是一份极为生动的廉政教材。但是，对于当今某些号称“人民公仆”却大搞权钱交易的腐败者，读了这封信后，他们会不会感到无地自容呢？
我想恐怕不会。相反，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胡耀邦作为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面对亲属的生活困难竟然“实在无力接济”！这不可能吧？你胡耀邦“无力接济”，可以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呀！如果怕自己出面打“招呼”“影响不好”，可以通过秘书嘛！如果秘书“机灵”点，不用胡耀邦吩咐就代劳了，这事不就“解决”了吗？也许他们还会认为胡耀邦太“小题大做”了——为公事进京的路费当然该公家出，送点冬笋、芋头也是人之常情，可胡耀邦竟然“上纲上线”：什么“违反中央的政策”呀，什么“犯了政治错误”呀，什么“犯了法”呀，等等。
是的，如果让那些信奉“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另类党员”来评价胡耀邦，说轻点是“迂腐”得可笑，说重点简直就是“无情无义”！然而，正是这所谓的“迂腐”与“无情无义”，使我们不但看到了耀邦同志的崇高人格和浩然正气，也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本色。耀邦同志由此不但最终赢得了家乡人民由衷的爱戴和景仰，而且也赢得了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尊敬与永远的怀念。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们的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像胡耀邦同志一样廉洁自律该有多好啊！我相信这也是无数善良的老百姓对我们现在许多干部的期盼。但是，历史发展的无数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把所有美好的希望寄托在领导者个人品质上，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信任胡耀邦这样的领导，因为他有着非常卓越的人格；但是，谁能保证其他的各级领导呢？因此，要防止人民的“公仆”蜕化为人民的“老爷”，最关键的还是要靠真正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应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每一个身居其位的人不仅仅是“不会”搞腐败，而且首先是“不敢”腐败！
耀邦同志的这封信，的确给了我们许多感动；但作为一笔精神财富，它给我们的还不应仅仅是感动。
……
展开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李镇西是一位真正的教育思想者，在他追求自己教育理想的同时，也为全国广大班主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为一名优秀班主任，他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引领了全国一大批优秀的班主任的成长；他亲手打造了武侯实验学校一支优秀的班主任团队，这些优秀的班主任将李镇西的教育思想与自己的教育实际和教育个性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教学风格，用言行感染并影响着更多的年轻班主任。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的创始人）
据说，在一些语文老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听课要听李镇西。” 我没有听过镇西的课，是一大憾事；但是从这些教学实录中，我仍然不难感受到镇西在课堂上那份挥洒自如的从容，那些灵光一闪的机智和幽默。听这样的课，确实是一种享受。
——钱梦龙（著名语文教育家）
李镇西的课与李镇西的文字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我似乎很难用几个形容词来概括，我的直感是，李镇西的课是他自己的课，是他的心灵、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对课文的理解、他对生活的认识与学生碰撞之后而生成的课，他的课带着他鲜明的个性特色。
——程红兵（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华东师大特聘研究生导师、著名教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