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地势为西高东低，而水患则无高低之分，由于黄河中下游大都处于洪水地区，故治理一处并不能从根本上完全解决水患。据考证，尧舜禹时代最早治水的部落为共工所在之部落，其位于大禹所在部落之上游，其部落所处生活地区的河流位于两山之间，所以他堵塞河流，用堙的方法为本部落的人民来牟利，形成了最早期的水库。这种堙的方法对局部的部落是有利的。但是仅有利于局部，对下游部落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所以有人曾提出这样的假设，共工治水所筑之水坝由于地震灾害导致决堤，引发下游部落深陷洪水之中，故共工成为治水的反面教材。
在各个部落都有治水需要的情况下，治水这一大型水利工程必然得到众多部落的赞同，在治水过程中，各个部落相互配合协调，从而加速了部落融合，民族融合。同时，治水必然需要有人全面负责，主持大局，通过治水，其人不但在本部落之中居于权力中心的地位，也在其他部落中拥有较高的权势，从而导致专制主义的出现。
按照德裔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的论证：在农业环境中，水源虽然不是丰收的唯一因素，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相对于温度、阳光、土壤，“水是卓越易变的自然因素”。水的这一特点使得灌溉成为了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灌溉和大型防洪工程不是个人独立所能完成的。大型的公共工程需要大规模的一体化协作，协作工作必然要有领导，以便行使权力，专制主义即发韧于此。用魏特夫的话来说：“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的行政权力。”
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除了治水理论外，还有其他多种说法，论证方式都与治水理论如出一辙。如外族入侵说，中国周边地区的游牧民族入侵迫使中原地区组织力量抵抗，因而产生了专制王权，或是中国的土地国有而形成了专制主义。这些理论的论证思路都与治水理论相似，并且在理论上也颇能自圆其说，但却与治水理论无法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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