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黄梅县，曾经有个“蒋家营”，当地的百来户居民，全都姓蒋。据蒋氏家谱记载，他们都是汉朝始祖元诩公的后代。东汉哀帝时，蒋诩任兖州刺史。哀帝驾崩后，王莽篡位，天下大乱。蒋诩不甘附逆，辞官归乡，在京城长安附近的杜陵住了下来。他深居简出，在屋前特地辟出三条小径，两条为好友求仲和羊仲所辟，另一条为自己偶尔出门访友时所用。从此，蒋家后代均以“三径堂”自称。为避免日后朝廷纠葛，蒋诩退隐耕居，并希望子孙后辈也以此为业。他亲立家训“忠厚仁爱”，希望代代相传。宋朝末年，陕西地区瘟疫流行。蒋诩后人南迁，在湖北近长江处住下，安家落户，渐渐发展至数百人口，集合一处，成为“蒋家营”。他们男耕女织，虽无功名显赫之辈，却也相安无事。清朝康熙乾隆年间，蒋氏某47代孙在江西景德镇御窑监督公署任职，于是又举家南迁，到长江南岸鄱阳湖畔居住。景德镇位于九江东南约150公里之外，以瓷器闻名全国。据传，隔了几代后，一天深夜，有盗贼潜入村落，在一家大院墙上挖一小洞，钻了进去。那户农家有四个儿子，个个魁梧健壮，习武练拳。盗贼刚进大院不久，便给逮住，挨了一阵拳脚。其实他的目标是邻家富户蒋贤琛（译音），因为两家的房子外表几乎一模一样，可怜的盗贼错入了门户。夜半这一场喧闹，惊动了左邻右舍，弄得全村人人知晓。蒋贤琛务农为业，积攒下不少钱财，差点遭抢，吓得心惊肉跳，马上携带家眷，西迁到了九江。20世纪初，蒋家住宅几经修葺扩建，已经发展成为深宅大院，共有42间房，十分宽敞。贤琛去世后，留下了四个儿子：志高（译音）、志厚（译音）、志圣（译音）和志贤（译音）。除了志贤外，其他三个儿子都已成家，并有了儿孙，合家住在蒋家大院内。大院的正中部分为三进堂屋，后面是后花园，每座厅堂的前方是个大天井，左右两侧分别为厢房，各有四间房间。第三座厅堂内，设有祖宗牌位的神龛，书法名家写的“三径堂”匾额悬挂厅堂内，赫然醒目。大门对面，是蒋家的另一座大院。这两座大院，原先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被分开，中间辟出一条通道。那大院内，志圣的卧房和天井占去一角，私塾在另外一角。院墙的中间部分是一道高高的影壁，上面有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砖雕。影壁的正中央是个“福”字，那是三叔公请书法名家写的，制成了砖雕，相当精美，家人每次进出大门时，总有“五福临门”之感。大院的后部是个大花园，绿树环绕，还有一座池塘。1903年5月19日，蒋志高的长子蒋和庵家，添了个儿子，起名“蒋彝”，字“仲雅”。他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上有哥哥蒋笈和姐姐蒋翠珍，在各房同辈中排行十六。中国有指腹为婚的传统。蒋彝的母亲蔡襄林（译音），原是本地的大家闺秀，她与自己的胞妹恰好同时怀上身孕。两家商定，日后如果生下一男一女，就结为姻亲。蒋彝的问世，成为双重的喜事，既为蒋家又添了个男丁，又成全了长辈的心愿。她的表姐曾芸，4月23日出生，两人的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几十年之后，蒋彝在回忆录《儿时琐忆》中有这么一段议论：我不太喜欢“命运”这个词儿。我们中国人常常被称为“宿命论者”。确实，我们都认为，一生中有些事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不过，我们跟其他所有人一样，也认为除了上述那些情况外，人生就是一场奋斗。但我必须承认，我能深深感受到命运的力量，尽管我这说法有可能像个“宿命论者”。蒋彝在强调自我实现和创造力的同时，对神秘的“命运的力量”表不惊奇。确实，蒋彝的一生，在他出生前就似乎已经被设计安排并强加于他。他一生都在向往自由和自主，但他的人生经历似乎证明，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主宰。蒋彝是个早产儿，童年时十分孱弱。母亲生下他后，即卧病在床，直到去世。对母亲，他唯一的记忆是每天早上梳发辫。一次，他想逃开，给母亲逮住，挨了个巴掌。多年后，他提起这事儿，心中充满歉疚之情；他永远也忘不了自己孩童时代不服管教的事，他渴望有机会奉养母亲，以报答慈母的养育之恩。可惜，他不足五岁的时候，母亲就不幸去世了，他连母亲的相貌都记不清了。他的童年时代，主要靠祖母和姐姐照顾。虽然祖母为人“善良、体贴，而且公平”，特别疼爱他。然而，失去了母爱，仍造成了他永久的遗憾和痛苦。童年的蒋彝，得不到母亲的温暖和庇护，尝尽了寂寞的苦涩滋味。在家里，在蒋家大院内，他的堂兄弟姐妹，受了欺侮，都可以向自己的母亲哭诉，而他却不可能。每见此状，心中便隐隐作痛。他小时候很少与堂兄弟姐妹们玩，怕受欺侮，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吃不喝，生闷气。等稍微认识一些字以后，他就爱独自闷头看书或者乱写一通，似乎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了永恒的避风港。家人为他起了个绰号，称他为“闷气生”。蒋彝早年的家庭环境，造就了他对自然和艺术的敏感与兴趣。他的祖父、父亲、哥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影响了他。P0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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