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不能简单地罗列各种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而是要进一步寻找其中固有的必然联系，考察这些观念和学说是如何在一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即它们之间如何相互斗争、彼此影响、相互吸收、前后承袭及其逻辑的、必然的发展轨迹。一部伦理思想史，不仅应当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要有鲜明的伦理学特色，要能够详细地反映出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在历史进程中相互斗争、相互吸收、前后相承、不断发展的历史面貌和内在规律。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伦理思想一直同哲学、文学、宗教、历史、政治、法律等思想融为一体。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一直以经、史、子、集分类，而未形成相对明确的学科划分，也不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伦理学学科。尽管经、史、子、集中的不少内容，都深刻地论述了有关人生价值、人性善恶、道德原则和品德陶冶的各个方面，但直到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却始终没有以“道德学”或“伦理学”命名的专著。《论语》和《孟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中国伦理学史上最早的两部伦理学著作，但其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社会政治思想。朱熹的《小学》可以算是一本道德教育专著（他自称这本书是要回答“做人的样子”这个问题的）。宋明以后，学术思想在总体上更加倾向于探讨如何做人的问题（即如何“成贤成圣”），或者由探讨如何做人人手研究如何治世，哲学越来越伦理学化，理学家著作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也都服从于伦理学。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理学研究的内容就是道德，但这种道德理论仍然同政治和哲学等结合在一起。虽然《礼记》中就出现过“伦理”这一概念，但长期以来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却未能建立起专属于伦理学的术语和范畴。1910年前后，刘师培参照西方伦理学著作，结合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写成《伦理学教科书》，但依旧不成体系。而西方却早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即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的伦理学体系。中国是一个以文明礼仪著称于世的国家，伦理思想一直同各种思想融为一体，在学科上未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这是同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相联系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个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难度。如果不能从众多的历史资料中寻找、挖掘、探索和剥离出各种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乎内在逻辑的中国伦理思想的框架体系，我们就不能在这一领域内取得重大的成果。除了从所谓的“经”、“史”、“子”、“集”中，从众多的中国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来研究以外，还必须从我国的历史著作如二十四史，以及政治、法律著作中，来探讨和总结中国伦理思想。
学习和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还要特别注意它同中国哲学史的区别和联系。哲学史是人们对于整个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的历史。它的研究是为了汲取人类认识史的经验教训，阐明和发扬真理。伦理思想史是人类对于自身的道德关系和社会道德现象的认识的历史，它有自己的特殊性。由于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研究对象不同、重点不同，结论有时也不同。本体论是唯心主义的，因而在认识论上往往会混淆、抹杀以致颠倒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但中国伦理思想却包含着丰富的有价值的内容。如果只看到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的共同点，而看不到其不同点，就势必会把哲学史的框框套到伦理思想史上，从而得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同样，如果只强调二者的区别而看不到它们的联系，使伦理思想完全同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割裂开来，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两种倾向对于伦理思想史的研究都是有害的，应该避免。如果只是从哲学史中孤立地摘取某些思想家们关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思想，然后把它们综合起来，以为就掌握了中国伦理思想史，这种想法当然也是错误的。学习和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必须揭示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规律，揭示每一个伦理思想家的思想结构体系和理论贡献，特别是要对每一种伦理思想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影响等，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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