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靠旁人接济，毕竟而此日正好举人同年赵铭来访，原来赵氏在李合肥幕府，此次随从入京，两人从此接上旧关系。四月十五日，李鸿章遣人送来十二金，然关系仍甚疏远。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任户部尚书，以清廉狷介著名的阎开始整顿部务。光绪九年（1883）初，李慈铭妻子到京，和他一起生活，此年八月，李慈铭与赵铭有书信往来。九月，署中通知上班，李慈铭循旧例请病假。不料七日以内，不准请假，次日无奈晨起人署，与同僚晤，下午谒见部长官。十月初二，署中通知，阎尚书定今月起每月接见一司，“凡十四司，皆一月两衙矣”。李慈铭从此每月必须去上两次班，他大为光火。是月十八日，他在署中大发牢骚，并扬言去部。原来此时李鸿章已让赵铭写信来聘他为天津书院主讲，李慈铭本不愿意离京，已写信推辞，但近来部务繁冗，他已有就任之意矣。十一月二十，他一天写就了两封书信，一致阎敬铭，一致赵铭。致阎书，抗议每月入署应卯及被点名，明言署内无公事可办，不必寻此虚文，且以气节相抗上官之威。自云：“自尽其忠，告之道，以酬一日之知。彼之德我仇我，所不计也。”此便是著名的《上阎丹初尚书书》。而致赵铭书则“言问津讲席事，余既决计去官，遂不能坚辞此席也”。
上长官书的结果，是李慈铭始料未及的。二十五日，有同僚来言：那封与阎尚书的书信，“尚书阅之颇动，遂议罢接见之举。且以书示署中诸司。尚书固君子人也”。次月十四日，他收到天津的聘书、聘金，心思又活络了。不过，估计已不好改口，在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二日致书翁同龢后，次日他上车就道，前往天津就讲席。而就在这一天，以恭王为首的军机大臣尽撤，代之以学养、水平远不如的醇王班底，慈禧独掌大权的格局于是铸成。
高阳解说此事时专门提到李慈铭，“李慈铭为李鸿章聘往天津讲学，馆谷甚厚，自此而甘为仗马；但出都之日适当政变之时，此非巧合”。“为恐李慈铭在京捣乱，所以由醇王授意李鸿章，以甘辞厚币，聘往天津，既以远之，亦以塞口”。但新的军机班底，“自是舆论所不满；李慈铭如果在京，一定会发动清议攻击，这就是要将他'资遣，到天津的原因”。
高阳此论，在没有发现明确的佐证前，似求之过深。我们从日记中看李慈铭的去职过程，颇为自然。如果如高阳所论，有将现代的办事效率移到过去之嫌。但从另一点说，如果李氏未往天津，有没有可能发动清流攻击新的军机班底呢？不能完全否定这个说法，至少精通晚清史事的高阳认为李慈铭在当时有相当的影响力。
李鸿章的介入使得李慈铭的经济生活得到根本改善。他以前的经济来源，为印结局钱及养廉银，每月几十两不等，大多在二三十两之间，加上一部分卖文的润笔及他人所馈赠。如今主讲天津问津书院及三取书院，所得每季二百四五十两，加上聘金，年约千两。何况他向户部是请假，极少的养廉银没有了，但印结局钱如故，而由于社会地位提高了，赠金之人更多，数量更大，卖文所得也比以前增加。所以说，到光绪十年（1884）后，李慈铭的窘迫生计得以彻底改善。举一个例，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五十九岁的他决意再买妾，结果是出银一百八十两购得二十岁的王氏。该月他拿到夏季书院工资三百一十八两，跟以前买妾时举债、求助友朋，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他的生涯由此而改变，至少每天不能优哉游哉，必得紧张地批阅课卷。他主讲的三取书院，学生为五十余人，问津书院为一百一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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