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实行了一套政治制度，这套制度的理念是这样的：以天子为首的贤人集团统领着社会，他们愿意按照一种制度约束自己，并以之为准绳，治理天下，让自己治下的人们能安居乐业。检验他们工作做得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六个字：近者悦，远者来。
总而言之，就是要让跟随你的人有幸福感、安全感、满足感，让那些距你万水千山的人，愿意到你的国家来生活。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够做到这样，就算合格了，人们称这种政治为“仁治”。
无论谁，只要能把它的国家治理成这样，将获得全天下人的拥戴，人们会纷纷地涌向他，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因此，实行仁治的那套制度，就被称为仁道，也有人叫它王道——致王之道。由于这套制度必须运行于礼和乐搭建的平台之上，所以被后人称为礼乐制度。
在礼乐制度运行了几百年之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根据当时希腊已有政体的缺点，设计出了他认为可以完美弥补当时各种体制缺点的一套制度。按照这套制度模拟出的社会模型是这样的：在一个社会里，有三等人，最高的一等是哲人。哲人啥都懂，有道德，有能力，还爱操心，愿意肩负起管理国家之责，是天生的当国家领导人的材料。其次是武士，能肩负保卫家邦的职责。再其次是平民，没啥别的能耐，就会搞生产。
在柏拉图设想的这个国家里，统共就这么三类人，这三类人就这么凑合在一起，安详地生活着。
仔细对比会发现，柏拉图设计出的这种制度，在本质上与中国的礼乐制度是一样的，这种政治体制被称为贤人政治。
2．
柏拉图曾经在西西里岛推行过他的制度，失败了。为此，他总结道：如果某人管理人间事物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不正义。
也就是说，柏拉图所谓的哲人，只存在于他的理想之中，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这也无怪乎他将自己的那套未来社会的模式称为理想国。
同样是贤人政治，为什么礼乐制度在中国取得成功了呢？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古代的中国，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地广人稀，资源比较丰富，与人相比，土地多得不可胜数。
古公在豳地受当地土著的欺侮，不得安生，带着他的族人迁徙到了岐山，盖几套房子，围上一道墙，建成城堡继续过日子，没人跟他收土地转让费。
地多人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齐桓公时代，卫国被戎狄灭国，齐桓公带领几个诸侯国，换个地方，替卫国人筑个城，一个新的卫国又诞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一个国家力量的不是土地的广狭，而是人口的多少，有人就有地。人多力量大，不是乱讲的。
第二个原因，只有人多还不成，他们还得与执政者同心。
有思想的动物，你对他不好，他可是长腿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谁对他好，他就去谁那里。就算哪里也去不了，总跟你捣蛋，你也受不了。所以，如何获得民心，就成了古代执政者首先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经过不断地探索研究，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谁对老百姓好，谁就能得民心。谁如果得了民心，就能得到整个天下。
古人迷信，相信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全部由神主宰，所以他们就将这个规律，用一种迷信的方式诠释出来，传授给后人，简单地说，这套理论是这样的：人间的王是上帝派在人间的代理人，负责管理民间事物。而人民则是上帝的主人，王的工作究竟干得怎么样，要看人民的反应如何，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人民满意了，上帝就会让这个王继续干下去，如果人民不满意，那么他可能换一个人来代替他管理民间事务。这实际是告诫后人，真正决定你们命运的是你领导下的人民，如果他们一旦厌恶你了，你就完了。这说明，在古人眼里，执政者和民众不是谁求谁，谁比谁更高、更强的问题，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分工。
这套理论，不但适用于王室，也适用于诸侯。因此，春秋时期的国君和大臣经常念叨这套理论，每当碰上有国君不正干了，就有大臣出来给他讲天命论。
这是让权力者感到非常纠结的一套理论：听吧，这个玩意儿太约束人，有钱有权不能享受，确实让人着急。不听吧，人家说得还挺有道理，历史上许多人就是因为不按照天命论的指导去做，结果倒了大霉。比如说夏桀和商纣，时不时地被拎出来当反面教材，诉说一番。经常是，说的人吐沫星子横飞，听得人脊梁沟子冒凉气。
后来，天命论被当成了愚弄老百姓的工具。但是在春秋和它之前的时代，它似乎没打算愚弄谁，如果非要说愚弄不可，愚弄的也是那些执政者。
第三个原因，贤人政治着重在一个贤字上，它要求执政者不但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既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甘受约束，又要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这么高难度的事情，谁愿意做？
对此，礼乐制度是这样考虑的：为了鼓励有能力的人为社会服务，它向贤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待遇：只要你有本事，为社会做贡献到某种程度，就可以给你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社会级别，凭这个级别，你可以享受某种待遇，以此来鼓励那些有能力的人参政。
按照俺们先人的观点，一个人想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跟自己喜欢的异性卿卿我我，都属于正常的人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先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与柏拉图相比，他们对人性更为了解，知道执政者也不是雷锋，都有七情六欲，将个人待遇与自己的职责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专门针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使大家做到责、权、利相结合。这样，有权的人约束起自己来，也就有劲头了。
给你好的待遇，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服务，如果不正干，就要你好看。这种思想，就是俺们先人发明出来的，过去的人们通常称这种待遇为富贵。今天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时髦一点儿的、更切合其本质的词语来描述它：高薪养贤。就像那些希望考个好成绩的人，虽然刻苦学习是比较闷气的事情，想想能有个好分数，还是值得的。
第四个原因，国家小，国家众多，国家间的竞争非常厉害，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地，而且可选择的余地大。
只有人民可以自由地迁徙，才能迫使执政者实行仁政，你不好好干，人跑光了，等敌人打来的时候，你一个人跟人家玩单挑？
3．
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条。
无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中国的礼乐制度，都缺少从外部约束权力的机制。或者说对权力的外部约束机制非常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时刻有生存危机，人们才能克勤克俭地不断努力，一旦外部威胁没了，人们就会放纵自己。
对此，中国的先人知之甚深，他们总结道：“国无外患恒亡”。
早期的中国社会，就具有这种背景。春秋早期，要灭亡一个国家，也不过是几天的时间，战争的持续时间基本都是按天计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种情况跟一些小企业主的发家史差不多，企业规模非常小，抵抗危机的能力差，对员工的依赖很重，大家同吃同住，关系好得跟一家人似的。等一朝发达了，手底下工厂成片，员工数万，你让他再做到这样就难了。
国家的规模小，以国君为首的执政集团不得不善待自己的民众，并希望那些生活不怎么如意的人，能到自己的国土上来生活。
这时，第二个条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时候是农业社会，人家来了，你得有土地给人家种吧？对此，我们的先人一点儿都不担心，对他们而言，土地并不是什么稀缺资源，到野外放一把火，就能烧出一大片耕地来。
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经过泰山脚下，发现一个妇人正在哭，让人上前一问，妇人说，自己的公公、丈夫、儿子都被老虎吃了。
孔子很奇怪：你们一家人为什么跑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生活？回答说，这儿没有人收税。
从泰山脚下到鲁国的都城曲阜，总共才多远的距离，人们跑这里开辟一片土地出来，就可以自种自吃，连收税的都懒得管。当时的土地就多成这个样子。
4．
仁的政治理念与举措，促使社会迅速发展，那些不仁的执政者，不是被削减了封地，就是被剥夺了封地，贤人的封地不断增加，封地增加意味着治下民众的增多。
这种情况导致了一些国家规模的增大。
到了西周末年，更是出现了一种意料不到的情况，周幽王无道，导致王室迅速衰败。在名义上，王室还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却已经起不到一个共主的作用了。
正常情况下，诸侯国之间有了纠纷，需要向王室投诉，由王室决定该怎么解决。如果有的诸侯国做得确实太出格，或者总是给周围的国家惹麻烦，或者对自己的人民比较残暴，王室会进行干预。从现存的资料看，当时的制度规定，周王应当定期到各诸侯国寻访，查看他们的执政情况。这种政策，相当于现在的定期抽查监督。从这个政策可以看出，王室对于诸侯国的约束，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总之，无论是诸侯国内的纠纷，还是诸侯国间的纠纷，亦或是应对戎狄民族的入侵，都得由王室出面解决。
王室衰落之后，就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来了，他们自己因为不堪周边异民族的骚扰而不得不东迁，哪里还有能力管别人的闲事。
这时候，各个诸侯国就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问题，于是各诸侯国之间开始战乱不断。人们称这种情况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混战的结果，得不到民众支持和一些规模小的国家不断被兼并，这片土地上的国家数量锐减，规模则成反比地增加。
5．
人口增多了，国家规模增大了，使得执政者再也感受不到那种朝发夕至的威胁了，这使得人们有了放纵自己的条件。于是，大家纷纷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追求的结果，导致了重敛和徭役的增加。
人民和执政者的矛盾开始增加，据统计，整个春秋时期有三十几位君主被弑。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顶级的执政者丢掉性命，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归根结底，出现这种现象，都是由于执政者背弃了自己的承诺，放弃了自己对人民的职责造成的。
人们称这种现象为礼乐崩坏。所谓礼乐崩坏就是执政者不肯按照制度履行自己的职责，带头破坏社会制度，导致整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6．
当然，礼乐崩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春秋时期那些经常被批评的人，他们的许多表现依然可圈可点。
礼乐崩坏表现在制度上，主要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许多制度被废弃不用了。比如鲁国，从鲁文公开始废弃了视朔之礼。
按照制度，国君每月的初一，要杀一只羊祭庙，把供奉在祖庙里的朔历请出来，看看这个月都该做什么工作，上个月都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做好。视朔礼实际就是每个国家月工作计划。
鲁国国君虽然不参加视朔礼了，但是这个礼仪还保留着，每个月都有专门人负责，杀一只羊，上一下贡。
还有些制度则是完全亡佚了，长久不用，人们也不知道这个礼节了，即便知道，也只剩下一个名字，至于怎么回事，搞不清楚了。
7．
历史的时钟走到了公元前551年，这一年孔子出生。在当时，谁也料不到，这个孩子的出世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陬邑的大夫，在他三岁的时候死了。所以，孔子的童年并不怎么幸福。孔子小的时候，喜欢玩弄礼仪的游戏，找几个小朋友一起，扮演贵族，互相鞠躬行礼，或者弄点儿石头、瓦块当祭器，上面摆点儿东西，模仿大人进行祭祀。
这些行为后来成了孔子不凡的一种证据。对当时的人们来讲，接待的礼仪和祭祀的规格代表着一个人的地位。所以，与其说是孔子对礼仪感兴趣，还不如说他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
孔子后来对人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颇能代表他幼年时的心态。
孔子从十五岁之后，就立志向学，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符合礼乐制度要求的贤人。
三十岁时，成名，开始了他的求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