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礼乐文化传统中，等级制度把不同的人限定在严密的范围之内，是不可能来探讨人的价值、人的完善、人的理想、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属于人本主义范畴的思想观念的。但是，到了孔子，春秋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孔子站在人道立场上开始深入地思考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问题。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方面试图在原始人道主义基础上，用道德上的自我更新，即通过树立人格理想，施惠于人，克制己欲，来达到社会的共荣与安宁；另一方面，则希望用周代分封制，重新明确上下之等级秩序，使社会成为有森然分层系统的组织，来阻止战争与掠夺，反对动乱与陵替。值得注意的是，用周代分封制稳定社会秩序，只是孔子在新的社会分层系统尚未明朗时对周代社会等级的认同。如果这种认同的内容是将庶民百姓作为“人”来对待，给人民以一定地位，那么认同本身就有了质的变化，不再是历史上真正实行过的周礼，而是孔子将原始人道混合而造就的另一个理想化的周礼。孔子还超越当时社会的一般思潮，把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的研究上，提出了“仁”这个概念，以“仁”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把人从天命神学中解放出来，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形成了一套人学思想体系，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基础。孔子从对西周政治文化模式的核心——礼乐的思考入手，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云哉？”（《论语?阳货》）强调指出礼绝不只是人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些玉帛钟鼓之类，而是有其内在精神的。又“林放问礼之本”，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大哉问”（《论语?八佾》），这里礼的本质就是指的礼精神实质，也就是以“仁”为支柱的道德体系。孔子又将礼与刑、德与刑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在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上重建全新的政治文化模式，这样开启了儒家人本理性的思维路向：即站在“人之为人”的高度来反思春秋社会礼乐崩坏过程中人与人（包括君臣、诸侯卿大夫、父子等方面）的关系变化。正如有学者所论：“《论语》中多处为‘仁’规定界说，其特点是：‘仁’不是以祖先神的崇拜为出发点，而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点；不是以氏族群体为出发点，而是以个人修身为基点；不是以维护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为出发点，而是力求照顾到人际双方的利益为基点。孔子将‘仁’解释为‘爱人’就显示了这样一些特点。”孔子不仅反对暴政、苛税，反对战争对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而且主张“使民如承大祭”、“使民以时”的仁义政治。孔子到卫国，冉有御车。孔子说：“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富之。”冉有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教之。”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多了之后，该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再做什么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这表明他对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关心。“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是孔子激烈批评他的学生依附于季氏在经济上盘剥人民，表达对民众的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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