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哲学史界普遍批评日丹诺夫定义。起初的批评比较温和，认为日丹诺夫定义没有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同一性，没有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历史地位，没有肯定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哲学史里的地位等。不久就有人提出要抛弃日丹诺夫定义，代之以列宁定义，例如钱广华先生。所谓列宁定义，是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段话。“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中国哲学史界几乎没有争论地接受了列宁定义。之所以通行无阻，原因是人们感到一种新的思路。如果从认识史的角度看待哲学史，就可以把各种哲学体系看作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不同环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这样认识的环节。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多方面的，这样，将展现出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哲学史不再被当作各个阶级的世界观的陈列馆，而成为近似于一串圆圈的认识发展的螺旋结构。这些新的思路随着列宁定义一起被肯定下来的，而旧的定义也没有被抛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哲学史领域，实际上是接受了一个经过一定修改的日丹诺夫定义加上所谓列宁定义的混合定义：哲学史是认识史，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
笔者认为，所谓列宁定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的出现使中国哲学史体系更加泛化了。列宁定义中所说的“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认为包括“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注意+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这些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哲学史如果包括上面这些具体的学科内容，不是又回到了古希腊时代吗？那时的哲学以包罗万象为重要特征。当时，以钱广华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根据所谓列宁定义，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各门科学史在内的大哲学史体系。这显然是一个泛化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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