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人要重义而轻利。他批评梁惠王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士庶人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再如孟子对宋钘劝说罢兵理由的批评，思路亦是如此。宋钘说服君王息战的逻辑是：战争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即便是采取了有害于普遍性利益的行动（战争）之后，特殊性的利益（君主个人的利益）最终还是会受到伤害，所以最好不要发动战争。宋钘之论容易造成这样一种思维：应当根据现实利益预测人们的行动。孟子则认为只要人类的注意力仍然集中于“功利性”预设，集中于个人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那么其最终结果是会毁掉追求利益者本身的存在意义；只有在将“仁义”作为目的本身，并依照体现人类本性的仁义而行动，才能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荀子认为人性恶，必得学《诗》学《礼》，以礼义为本，化性起伪，然后才有成为圣贤的可能，“积礼义而为君子”（《荀子·儒效》）。
本文认为，先秦时期的义利对立，大多是要求统治者、君子要考虑全天下的大义（即大利），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私利、小利，并不是用“义”来否定庶民百姓的利益。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是就有德的君子考虑，强调为天下的大道、大利，而不是要求普通庶民不忧贫。《国语·晋语十四》记载：“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宣子日：‘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对日：‘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官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郄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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