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书学的生成、发展、演进与确立，是宋代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尤其对宋代理学的建构和完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理学是宋代儒家借助经典诠释而重建的一种知识思想体系，尽管五经尤其是《周易》和《春秋》是宋初儒者关心的重要典籍，但鉴于重建社会政治新秩序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需要，他们在受到佛禅、道玄宇宙本体论、心性论的影响下，开始将经学诠释的重心转向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四书，并借助它们建构儒学自身的本体论、心性论。四书的产生尽管在中唐已经开始，但是它真正得到发展与官学化，主要得益于宋代理学家的努力。
在宋代四书学的发展过程中，二程与朱熹是具有里程碑性的代表人物。正如元人邓文原所云：“四书之学始明于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阐于考亭朱夫子。”其中，二程非常重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极力表彰它们在探寻或体悟圣人之道方面的必要性，并将之看成比五经更具有展现圣人之道的功能，所谓“《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②。《宋史，道学传》也称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傅心之奥，下至初学人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由于二程所建构的理学，重视道德心性的修养，其为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圣人的理想人格。二程对四书的表彰与诠释，基本上奠定了四书在儒家经典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而他们借助四书来建构理学的思维模式直接为后学者所继承，南宋诸多学者乃至朱熹便是在二程四书学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四书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可以说，在二程之后，经过二程弟子及其众多理学家的表彰和诠释，四书研究成为当时社会的显学，使得四书的地位高居于五经之上，完全奠定了四书学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四书的并行与程朱四书学体系的完成在儒家传统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它可以同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相提并论。如果说，董仲舒表彰五经，使儒学经学化，且使五经取得了统治思想的地位，那么程朱表彰四书，使经学理学化，且使四书取代了五经的垄断地位。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