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等学者提出，荆轲所用变徵之声是否从两河流域，即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带传人中国的？这在20世纪60、70年代是中国史学界曾经严肃讨论的问题。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国音乐史家试图通过对出土乐器的测试，解决中国七声音阶起源的时间问题。由于那时出土的中国古代最原始的乐器是埙，所以有关的研究是从对史前陶埙的测音开始的。半坡出土的一音孔陶埙，距今约6700年，是已知年代最早的小度音程。时至今日，我国民间的劳动号子，依然是小三度居多。半坡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埙从一音孔发展到两音孔，包含的都是小三度的音程关系。
如果用西周以来的沿用阶名表示三音孔陶埙的音阶序列，可以发现大多数是以“宫、角、徵、羽”作为骨架，而缺少“商”音；甚至有了“清角”，但依然没有“商”音。
《国语·周语》记载乐官伶州鸠在回答周景王的询问时，提及武王伐纣与七声音阶的联系，所以近代有学者认为，武王伐纣时可能已经有了七声音阶。
但是，学者发现安阳殷墟出土的武丁时代的五音孔陶埙，音列已经相当完备，表明至迟在晚商，完整的七声音阶系统已经出现。并且安阳殷墟出土的埙已在十一音之间有了半音关系，只差一个音就构成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晚商音乐中已经有若干变化音可供使用，并有可能产生某些具有变化音特点的调式。
安阳出土之埙除了以C为官的七声音阶各音以外，还有清商、清角、清徵和闰四个变化音。从甘肃三音孔埙到晚商五音孔埙，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有几件甘肃陶埙没有出现五声音阶中的主要音阶“商”，却率先出现了“清角”。可以说明“二变”的出现并非一定晚于五声。
商代出现七声音阶系统，并不是说商代就是音阶的原创时代，其原创的时代应该还要远远早于此时。商代只是七声音阶出现的下限。那么它的上限又在哪里呢？贾湖古笛的出土，给中国七声音阶起源的时间，下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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