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已经成为时代向中国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在中国成为21世纪前十年对世界GDP增量最大贡献国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和思想理念，对世界文明的进程又有着什么样的贡献率？在世界货物贸易中，中国已于2010年成为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那么在文化的双向交流中，“中学西传”能否和“西学东渐”一样强劲有力？三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知名学者在此分享他们的感悟。他们的观点或互相辅证，或相互质疑，各抒己见，精彩纷呈，从不同的角度引人思考、给人启迪。

　　鹰是有羽毛的，但有羽毛的并非都是鹰。我们希望孵出一只鹰飞出去，可是收集羽毛是永远得不到鹰的。我们现在是拼命收集羽毛，希望能够通过收集羽毛得到一只鹰，这是非常荒谬的。
　　——项贤明
　　
　　中国学者面临的思想生产条件应该是晚清以来最好的，但是人的心态的浮躁程度好像是晚清以来最差的。精神状态和物质满足好像成为一种矛店。
　　——刘新
　　
　　中国现在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了解未来世界的关键，这个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基本成为了共识。……我认为中国是未来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发源地，中国的学术界一定要有这个自信。
　　——金灿荣
　　
　　中西方经过历史的轮回，今天又要回到一个平等对话的起点上，世界的本质没有变，但文明并立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独特先进的文化观、价值观介绍给世界，还耍有能力告诉世界和谐相处的平衡点在哪里。
　　——陈雨露

　　中文期刊总体上来看水平还不是太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内的学术期刊体制。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的管理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同时，学术期刊由机构所有比较多，办刊不够开放，相互竞争不够，学术思想交流碰撞较少，对新的思想和方法接受较慢。而且，由于我们对新增学术期刊的很不合理的限制使得新兴学科很难找到自己的阵地。国外很多期刊就不是依附于固定机构，而更多的是依靠某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从中产生主编、编委会等。主编也不是从某一个机构中产生，编辑办公室会随着主编走。国内期刊体制决定了学术性编委所起的作用很小，编辑办公室对于期刊质量至关重要，有的期刊赶上好的主编，期刊就非常好，换了一个负责人，可能期刊水平下滑就很明显。这个体制不改，我们很难全面提高中文期刊的学术水平。
　　发表学术论文是学术界很重要的产出标志，反过来，作为论文的载体，期刊水平不高必然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发展。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水平长期上不去，会让我们的学者更多地追求在国外期刊上发文，这非常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对国家也是不利的。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已经有这样不好的倾向了，我就曾经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撰文，认为SCI论文评价导向影响了中国国内的科技发展与知识传播：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不断增长，发表的SCI论文数已经仅次于美国，但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中国投入大量科技资源，却以英文文章来衡量产出效益，最后使得好的文章都发在英文期刊，国内的学术期刊好文章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我们实际应用的部门接触最方便、使用最频繁的却还是中文期刊。换句话说，目前这种评价机制的结果之一就是大量基层应用部门接触的论文不是最好的，一流的文章已经到了SCI里头去，这些基层的科技工作者只能看二流三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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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金灿荣：中国是未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发源地
毛基业：管理学科与人文社科的“走出去”
杜鹏：让“走出去”由形式提升为实质
沈卫荣：本土化研究如何进行国际交流
贺耀敏：以规范的学术研究推动“走出去”
詹福瑞：让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化的重构
温铁军：“走出去”应更多地面向第三世界
罗伯特，罗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挑战与对策
王正绪：中国学术期待自我特色
祝建华：“走出去”要大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
黄伟：以影响力为中心的“走出去”才是真正“走出去”
丹尼尔·威廉姆斯：希望中国更好地“走出去”
成中英：“走出去”是中西方文化的双向沟通和平等对话
洪瀚：谈经济学研究“走出去”
杨慧林：人文学科如何“走出去”
蓝志勇：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
骆思典：谈中国政治学研究“走出去”
陈雨露：期待一个中西方文明并立的新时代
刘新：要从学术创新和思想贡献上“走出去”
李纾：“走出去”要关注跨文化心理因素
张隆溪：文化“走出去”要讲究策略
薛澜：普适性研究才能造就史大的国际影响力
项贤明：创新是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核心
库珀、陈晋：以有价值、有特色的学术成果吸引世界关注
杨大利：要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走出去”
俞国良：国际化研究视野，中国化研究问题
谢宇：学者一定要有自身独特的价值
朱景文：“走出去”的时候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葛剑雄：定位清晰、机制合理是“走出去”的前提
汤一介、乐黛云：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