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正考父、孔子与诗篇的编制
《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女，执事有恪。”
其中的记载很明确，正考父是“校…‘商之名颂”，但《史记》却称之为“作”：
《史记，宋微子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
这两则记载看似矛盾。“校”与“作”在后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文献措辞的不同使人们很自然的以今例占，因而认为二者之中有一个一定是错的。事实上，如果参照“赋”的“造篇一诵古”模式，就会意识到，当时的“校”与“作”并不像后代区分得那么严格，不仅实际中往往会混同在一起，而且人们的相关观念也是模糊的，有关记载由于角度不同自然会形成不同的说法。客观上，当时个人独立的文学原创模式还没有确立，作品不仅往往作者不明，而且在流传中还在不断变化、形成，作者的系属也会因此比较灵活；正考父对《商颂》的校理，是《商颂》流传过程中熏要而知名的事件，这就很容易形成正考父“作”《商颂》的说法，而这个“作”在当时不可能是后代意义上的文学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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