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道德风尚中，胡风流进汉俗，凸现了胡人风格，也改善了汉俗，丰富了中华思想道德文明的内涵。所以，元朝具有自然活泼的思想氛围，对人性的束缚显然少了，也不过于计较细节了。君臣之间，唯知经典之为尚，处理问题宽慈仁厚。据孔齐《至正直记》记载，宋遗民梁栋作诗，被仇家诬告，礼部则认为，“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可见在思想文化问题上很有政治宽容性。
忽必烈重视以“祖述变通”手法淡化民族边界与民意隔阂，缓解蒙俗与汉俗、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思想差异与矛盾。从辽、金时期开始，就面.临着是用北方民俗来改造中原民俗，还是用汉俗改造胡俗的艰难选择，元朝统一天下以后，解决蒙政与汉法、蒙制与汉制的矛盾问题，解决长于武功而短于文治的冲突问题，解决牧人利益与农人利益关系问题，解决蒙古贵族与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问题，都表现得比较灵活与宽容，竭力避免思想矛盾激化。
三、关心民生以化解民众中的不合作意识
元朝统一天下以后，民众中的对抗意识、不合作意识的强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元朝思想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很快地发挥稳定天下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民生的关注，使汉族中的不合作意识很快消解。忽必烈《即位诏》中明确地公示天下，把民生关注放在第一位，“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以农桑为急务”，“劝农桑以富民”，以解饥富民为急务，也适应了民心诉求。1271年忽必烈大赦天下，“应天下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明确地宣示了以“至诚”应天下、以“实惠”拯民众的思想教育路线。元朝统治者一要以提升自身诚德问题为前提，二要以解决民众饥渴为先务，是很得人心的思想道德教育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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