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往往将“弱国无外交”看成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规律，对硬实力过于崇拜，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人的政治观是动态的，时空相结合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问题，即下一步应当往哪里走。“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可行手段。
　　国际间如果达成协调政策，中国只能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责任有限，绝不能重弹“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论”的老调，误入他人精心预设的圈套。更不能财大气粗，“上海取代华尔街”之类的豪言绝不可取，更不要相信西方媒体那些“社会主义好”的歌唱。
　　在任何时候谈论“中国模式”都是毫无意义的，中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制造出一个“中国模式”。任何政治体制的优劣不在固定的形式，而在历史的过程中。

　　但当一个国家的资本运作过程成为“赌场活动的衍生行为时”，整个经济体制就要出问题。他还指出，金融投机活动如同赌场中的抽对子牌戏，目的是设法将差牌转让给下家。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将“有毒债务”转嫁给别人。
　　重读凯思斯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发。我们至少要明白，今天中国的立足点应当放在防止成为“有毒债务”的主要被转嫁对象。中国没有在这个赌场中参与过大规模的博弈，所以对金融危机不但没有责任，而且是直接的受害者。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应当以静制动，因为美欧之间的争斗尚未展开，争论焦点也欠明朗，中国本无具体改革方案，此时贸然介入，不如静观其变。
　　从原则上讲，中国可以适度呼应法国的要求，积极支持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但对英国的方案却要三思而后行。布朗首相提出的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方案并不能有效地扩大中国的发言权。因为中国目前在这个机构中只有3.6 5％的投票权，增加投票权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即使增加一倍的投票权也无足轻重。此外，这个机构本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华盛顿共识”之大本营。法国的具体方案虽然还没有明朗，但从根本上质疑现行金融体制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法国曾经是一个老牌的金融帝国，从来不愿意将英美的自由经济思想视为正统，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被认为是正常的。事实上，直到1984年，法国才开始实施开放金融市场的改革。
　　布什明确表示，任何改革不得阻滞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布朗首相以英国的方式遥相呼应。可以想象，法国政府必然会在美英模式衰落的历史时刻，借鉴本国的历史经验，重新寻找一个更加可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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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
别相信西方歌唱社会主义
中国改革应摆脱西式套话
不能说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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