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1952年生于北京，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副执行长。现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以及多所大学的特聘讲座教授、兼职教授等。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不求面面俱到，在结构上以“文化观”、“心物论”、“形上学”为骨架；在写作上，是以当代中国文化的视野和中西哲学的融合前景作为研究和观照的出发点，探索20世纪现代中国哲学家在发展具有中国性的哲学方面的经验，以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建设的参考。由此可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的书名“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其中的重点在“中国”。<br>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的各章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写成的，其中不少已先期发表于学术刊物上，不过，虽然各章的写作时间早晚不同，而且往往借助于参加学术会议的机缘，但思路和问题意识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前言“现代中的传统”是参加2000年中山大学哲学系“现代性与传统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借助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区分，致力讨论建构“现代的”、“中国的”哲学的理据和途径。

    一  现代中的传统：“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br>    “近代化”或“现代化”不一定是每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但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同时，“现代化”的意识也或隐或显地渗入20世纪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观念之中，成为他们建构哲学的重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意识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者的未曾间断的内心冲动，并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诉求与实践。在哲学领域中，现代性与传统两者之问的微妙关系，在后五四时代的现代儒家哲学中得到不同表现。<br>    一、“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br>    这一点在冯友兰思想上体现得最为突出。<br>    冯友兰晚年，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的“中国近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两章中谈到“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这两个概念。他认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完结了经学时代，进入了近代化的新时代；“写的中国哲学史”也开始了新的一页。冯友兰的这个讲法，似乎不只是认为19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的总体变化已经进入所谓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在这个时代之中的哲学也被带入了近代化的时代。在这种意义上的理解，实际上可以是指，哲学的内容没有变，只是哲学所处的外部环境改变了。冯友兰的意思应当是指，不仅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改变了，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之中；而且中国哲学的形态和内容也已发生转变，产生出了脱离“古代”形态的近代化的哲学。套用冯友兰自己的话，他的所指，应当是“近代化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在近代”。<br>    ……

一 现代中的传统：“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br>二 熊十力与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念<br>三 熊十力《体用论》的宇宙论<br>四 熊十力《明心篇》的明心论<br>五 马一浮哲学的理气体用论<br>六 马一浮哲学的心物论<br>七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其文化多元主义<br>八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马克斯·韦伯的中国文化观<br>九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的人心论<br>十 “以对方为重”：梁漱溟的儒家伦理观<br>十一 冯友兰《新理学》形上学之检讨<br>十二 冯友兰“新理学”哲学要论<br>十三 冯友兰的《新事论》及其文化观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br>十四 冯友兰哲学中的神秘主义<br>十五 “有情与无情”：冯友兰论中国哲学中的情感问题<br>十六 圣人之后的人生追寻<br>——重读冯友兰先生的《新世训》<br>十七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br>十八 《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冯友兰的终极关怀<br>十九 从“贞元之际”到“旧邦新命”<br>——写在冯友兰先生全集出版之际<br>后序<br>“陈来学术论著集”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