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红色解码
碧血春花——李大钊就义前后
黑云压城
屠刀其实早在1926年就举起来了。
这年的4月间，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对于城中的革命者，连年混战的反动军阀们表现出难得的一致。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虐政屠刀之下，北京城里封禁报馆，钳制舆论，共产主义和一切不符合军阀心意的言论都成了杀头的罪名。《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400余名爱国学生上了被通缉的黑名单，说他们有“赤化嫌疑”。受军阀掌控的宪兵团、军警和密探增加了4万余人，他们在京城的学校、报馆、机关、邮局里四处打探，闻风而动。一时间，北方群众运动陷入低谷，革命领导人纷纷南下。
尽管如此，奉系军阀张作霖“讨赤”的心意仍不满足，这位“讨赤联军总司令”自从1926年6月进京之后便执掌了北京政权，年底又自我擢升为“安国军总司令”。他早就和军阀头子们商量好，将捕杀邵飘萍、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张作霖等军阀头子对李大钊的痛恨是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边还有吴佩孚的人马。危急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通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恳请苏联提供军火援助。有了李大钊的奔走，国民军不断扩充军源，并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才具备了与北方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当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期，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领导着京、直、鲁、豫等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北方群众运动一波连一波，高潮迭起。军阀们当然将李大钊视作北方的头号“赤敌”。
眼下，邵飘萍已然被除掉，李大钊又在哪里呢?张作霖觉着骨鲠在喉。
李大钊当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待在东交民巷，距离被张作霖当做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
自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国驻华使馆区和兵营的所在地。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未经许可不得擅人，若要进入，必须解除武装。所以，东交民巷成了落难国人的避风港。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去过；“辫帅”张勋被讨逆军追得无处可藏时也去过。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严令通缉李大钊等人，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了躲避通缉，李大钊带着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苏联使馆地界儿上的俄国兵营（现在的“苏联豁子”巷以西），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展开
——《北京地铁诞生记》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
一个地下党学生曾对胡适说，前一天夜里延安广播电台曾对胡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听了以后，却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他们会用我吗？”
——《北平1949：危城抉择》
写纪事就像剥洋葱，总有一片会让你流泪。
——黄加佳
探寻往事。让我对今天增加了理解。
——王鸿良
能够记录的太少，应该铭记的太多。
——赵耕
历史褶皱里藏着人心向背和命运抉择。
——李砚洪
不是新闻，但更值得书写。
——侯健美
回望不只是重现，细节中隐藏着新的发现。
——董少东
细微记录，轻省回望。
——唐铮
当我们面对历史时，必须恪守一种敬畏的态度去聆听和思考，而不应急于怀疑或否定。
——周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