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好，哲学博士，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出版专著：《瞿秋白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论纲》、《和平外交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主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论》等多种图书；校点出版古籍《南海康先生口说》；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有多种论著获国家级奖项。

    《管子》：中国几千年从政者必读书
    管子：制度管理的精神宗师
    管子其人：管仲，名夷吾，春秋时齐国人，辅佐齐桓公实现霸业，后世尊为“管子”，被誉为“春秋第一相”。
    管子理念：以人为本、依法治国、民主决策、富民强兵、整顿改革、发展经济、倡导和谐、和平外交……
    执政措施：以法制推行法治，保持稳定谋发展，规范行政职能，听取群众意见，鼓励消费，增加就业，宏观调控，盐铁专卖，从日常习惯中加强道德教育，实行“远者以理、近者以体”的外交政策……
    《大国之路：管子是如何治理齐国的》重点：详解管子关于内政、外交、军事、人事工作的核心理念和实施方法，为当代中国从政者提供有益的借鉴，为中国实现大国崛起提供历史的参考。

     温家宝总理近年来多次引用《管子》：
     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时，引用《管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
     2006年，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时，引用《管子·兵法》：“和合故能谐。”
     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时，引用《管子·版法》：“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

     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
     ——梁启超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堪称为政治家的，不过六七人，管仲是第一人。
     ——柏杨

    第一章  以人为本——打牢霸业的政治基础
    管子认为，称霸天下要从国内做起，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国内的事情纷繁复杂，从何做起？管子认为，人是最根本的。所以，他提出“以人为本”的基本观点，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关心人民疾苦，改善人民生活，爱护人民，尽最大努力让人民生活愉快，心情舒畅，从而争取人心，争取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成为他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
    （一）争天下必先争人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世间最可宝贵的，无论是夺取天下，还是治理国家，人都是应当放在第一位的。管子从其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中充分地认识到人的重要性，所以，他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人的工作，把人看成国家的根本，看成争取天下的根本。他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霸言第二十三·内言六》）人是最重要的，夺取政权，争霸天下，必须首先争人、争取人心，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大道理，懂得这个大道理，用这个大道理去指导实践，去处理各种事务，做好人的工作，关心人民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也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不懂得这个大道理，分不清这个大是大非的界限，而把时间精力用去计较那些小是小非，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利益，就会失去人民群众，就会因小失大。在他看来，人民群众的作用，其大小，其程度，甚至可以用数量关系来表示，就是说，如果能取得天下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能实现王业，而如果只取得一半群众的支持，就只能实现霸业。显然，管子把霸王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支持率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并认为二者成正比。换句话说，人民群众的支持率越高，支持的力度越大，霸王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成就也越大。
    从政治上、理论上充分强调人的作用之后，管子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正反两方面的具体事例来阐明人民群众的特殊地位。他说：“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世，不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五辅第十·外言一》）古代明君，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广泛赞誉，成就伟大事业，名扬天下，流芳百世，没有不是因为他们取得人心、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的。残暴的君主，之所以丧失政权，使国家灭亡，危害社稷，覆灭宗庙，绝于天下的，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人心、失去人民的支持。现在许多国君，都希望居于家里，能够平平安安，出门行动，能够显出威严、威风，而出兵打仗，可以做到攻能取胜，守则能牢固。野心大的要称王天下，野心小点的也要称霸诸侯。但是，他们不重视争取人心，不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其结果都事与愿违，轻者兵败割地，丧权辱国，重者身死国亡。所以说，人以及人心，不可不认真研究，不可不努力争取，这是天下最大的道理、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人民群众这么重要？管子做了一个比喻，说：“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形势解第六十四·管子解二》）蛟龙，是水中动物之神，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但是，它也只能依靠水才能显现神灵，才能发挥作用，离开水，蛟龙的一切神灵都将消失；同样，君主是天下最高的权威者，他可以向全国发号施令，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是，他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号令才能贯彻，政策才能推行。离开人民，失去人民的支持，君主也将失去权威。这是对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龙，在人们的心眼中，是神物，神威无比。但是，龙的神威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依靠水，没有水的支持，龙的神威也发挥不出来。后来，唐朝魏征向唐太宗阐述了一个观点，把人民比喻为水，把国家和皇帝比喻为舟，指出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两者说法不同，意义完全一样，都是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强调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堪称经典。
    管子还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第一·经言一》）国家政治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原因在于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民心民意；国家政治事业之所以停滞、衰败，原因也在于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符合民心民意。管子把国家的政治、国家的发展与民心民意联系了起来，认为民心决定政治、决定国家发展的兴衰成败。换句话说，国家的方针、政策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取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就能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最终取得成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喜欢不喜欢、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应当成为我们制定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当然，这是从其主要的价值取向说的，管子的思想本质、思想境界，还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包括管子从齐国的霸王事业需要出发，强调民心的重要性，强调人民的作用，与我们今天讲的人民，其概念内涵，还是有本质的不同。但是，重视民心，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立足点，这是管子很重视的政治原则。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管子坚持人民的立场，千方百计反映人民利益，不能不说他思想深刻、目光远大。
    对于人、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的认识，从管子时代开始，就达到了如此深刻的程度，经过后来诸多思想家、政治家的进一步认识和提炼，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其精辟概括。从实际情况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凡是作出重大贡献、取得辉煌成就的政治家，无不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无不严格遵循这个原则、实践这个原则。唐太宗听取魏征的忠告，真正地把人民看做水，把国家看做舟，时刻不忘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并切实地贯彻到了实践中去，尊重人民，依靠人民，创造了光照几千年中国历史的“贞观之治”。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时，他突出地强调一条，就是“不嗜杀人”，意思就是，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爱护人民群众，深得人心。正是因为中国思想家、政治家们对于人民、对于人心有着这样的认识，所以，几千年来，爱民、重民说始终是中国思想、中国政治的重要主张和重要原则，任何统治集团，即便是最腐朽、最反动的统治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敢不谨慎，不敢不认真对待。
    （二）以人为本
    人民、人心决定政治的兴衰，决定国家的存亡。政治分析的结果是这样，历史考察的结果也是这样。在总结政治分析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管子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人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本质联系。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第二十三·内言六》）开创霸王事业从哪里开始？从人开始。“以人为本”，人这个根本处理好了，国家的基础就稳固；人的问题出现混乱，国家就危险。“以人为本”的命题提出来了，这是一个闪光的命题，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命题，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管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个命题。在管子看来，开创霸王事业，必须从做好人的工作开始，人是国家的根本，人的事情做好了，各种社会关系理顺了，国家的基础就牢固，国家的各种事业就能顺利发展；相反，人的事情没做好，各种社会关系出现混乱，国家就要发生危险。
    “以人为本”是一个光辉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命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其之所以复杂，关键是“人”的概念比较复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认识主体，其内涵是不一样的。那么，管子讲的“以人为本”，其“人”是指谁呢？是指人民，指齐国的广大百姓。一次，管子与齐桓公谈论国家政治问题，他就明确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突出地强调了人民的作用，他对齐桓公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第二十二·内言五》）以人为本，“本”就是根本，就是国之本，也是公之本；“人”，就是人民群众，就是齐国的百姓。综合管子有关言论，我们可以看到，管子关于人和人民群众的作用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应该包含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人是国家的根本，治理国家，开创霸王事业，必须从人抓起，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第二，人，不是少数贵族，不是个别英雄人物，而是绝大多数人，是广大百姓，争天下，必须首先争得最大多数百姓的支持；第三，做好人民的工作，就是要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人民过有组织、有秩序、有规范、有保障的生活，一切社会活动，必须在一定范畴之内有条不紊地进行，治理国家，必须理顺这些关系，也只有理顺这些关系，国家基础才能稳固；第四，争人，就是争取人心，就是真正争取到绝大多数人民的诚心诚意的拥护。做到这四条，国家才能稳定，才能发展，也才能称霸天下。做不到，就要动摇国家的根本，国家就要走向危险，一切都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可见，管子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首先，“以人为本”，把“人”置于社会历史的核心地位，划清了管子的社会历史观与神学观念关于神主宰世界的观点的界限。春秋初年，神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是很浓厚的。在人们看来，神是世界的最高主宰，自然万物的存在都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就产生各种各样的祭神活动，比如，祭山川之神、祭风雨之神，还有祭土神谷神。这种祭神活动，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很普遍的。据《吕氏春秋》记载，一年四季都有许多祭祀，春季祈年，冬季腊祭，等等。实际上，这些祭祀大多都是人们配合农业生产，或者是对生活的某种祈求。管子提出“以人为本”，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无疑是对当时居统治地位的神学观念的重大冲击。
    其次，“以人为本”，把百姓、人民群众置于国家的根本地位，这就把管子的社会历史观与英雄史观区别了开来。一般的英雄史观都十分突出地强调，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是少数人类精英创造的。所以，英雄是国家的主人，国家要依靠帝王将相这些少数英雄、少数精英，而广大百姓、广大劳动群众则处于服从、服务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这是英雄史观的基本观点，包括孔子、孟子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如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力者”、“野人”就应当“治于人”，应当奉养君子，所以，不足为依靠，更谈不上是国家根本。相反，管子把百姓看做国家的根本，关系国家的兴亡，希望国君要紧密地依靠百姓，发挥百姓的作用。这是一个重大区别。
    管子充分肯定人，把人的地位和广大劳动群众对国家的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在春秋初年，确实难能可贵。虽然管子所说的人还比较抽象，还不能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来认识人的本质，他的社会历史观也还不能说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中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因素，但他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充分肯定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孟子比较突出地谈人，孟子还强调民为邦本，强调人民群众对国家的重要作用，给人印象很深刻。但是，孟子所述，不仅时间晚，而且停留在学理层面上，比较抽象，最终还是陷入了唯心的英雄史观。在外国思想史上，比较认真地深入地谈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事情，那是人与神斗争的结果。启蒙思想家们猛烈地批判神学观念，充分肯定人的地位和作用，对人类思想的解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与管子比，起码在时间上晚了一千多年。管子作为政治家，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客观地认识和理解人及其作用，把人置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中，所以，谈得很深，也比较具体。他讲的“人”，就是齐国的百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思想家的“人”，也是政治家的“人”，既有哲学的抽象，也有政治斗争所依靠的力量的具体内涵。所以，我们认为，管子在思想上，开了中国古代人本主义先河；在实践上，他帮助齐桓公争得了人，赢得了人心，为齐国实现霸业，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管子之所以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从齐国的具体环境看，也是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
    第一，从历史原因看，西周末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日趋激烈，诸侯国不朝贡周王室，或者很少朝贡，周天子的号令也不能推行于诸侯国。与此同时，一些少数民族，如西北地区游牧部落，不断地侵扰，迫使周王进行战争。周王的东征西伐，使国家财政进一步枯竭，不得不把沉重的负担转移到百姓身上，从而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最后导致内乱。到公元前771年，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后，诸侯间战争愈演愈烈，结果形成群雄并立的局面。起初，齐国作为一个各方面条件相对比较好的诸侯国，本应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但是，到了齐襄王，不仅生活腐化，挥霍无度，而且暴虐，引起民愤，造成混乱，使齐国面临严峻挑战。这是历史的教训。管子作为国相，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不能不严肃思考，不能不引以为鉴。
    第二，齐厘公去世后，诸子争夺继承权，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明争暗斗，最后不惜大动干戈，导致社会严重分裂。齐桓公执政后，面对国家内部动荡不安、外部列强虎视眈眈的形势，他向管子明确表达了安定国家的强烈愿望。管子全面地分析了当时齐国的内外环境，指出，齐国要安定，必须实现霸业，即通过霸业促进国内安定。实际上，管子是希望制定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宏观的国家发展战略，用以指导齐国的全面发展。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国家发展战略，管子必然考虑动员最广泛的力量来实现，所以，广大百姓，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自然进入他的视野之中。
    第三，齐桓公执政后，还延续了许多不重视民生的政策，让管子很着急。一次，齐桓公与管子谈论治国之策，管子把民生问题提了出来。他说：“民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霸形第二十二·内言五》）百姓担忧饥饿，国家的税收却很繁重；百姓惧怕死亡，国家的刑罚却很险恶；百姓害怕过度疲劳，国家的各种劳役时间却很长。管子认为，由于这种政策的偏差，社会矛盾得不到缓解，特别是广大百姓，对现政权有很多看法，所以，对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具体工作不予以积极支持。管子要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的实力地位，最终实现霸王事业，对此不能不认真考虑。
    （三）以人为本做些什么
    以人为本，争取人民的广泛支持，什么事情最重要？做些什么最有效？管子着重强调了以下几项。
    首先，君主爱民。据《管子》记载，一次，齐桓公与管子纵论天下大势，谈到霸业问题时，齐桓公问管子，要称霸天下，具体工作应当从哪里开始，管子说，从爱民开始。齐桓公进一步问怎样爱民？管子回答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小匡第二十·内言三》）官府做好公共的事务，家族做好私家的事情，通过各种事务把官府与家庭联系起来，加之各种互利互惠的联系，百姓之间就能相互联系紧密、相互亲热了；释放过去的罪犯，整顿旧时的宗族，为没有后代的家族立嗣，人口就会增加；减少刑罚，减轻各种税赋，百姓就能富裕起来；各乡村推荐贤才，使其从事教育工作，百姓就会学会各种礼节礼貌；发出的号令不随意改变，百姓就会遵循正道。这就是爱民之道。显然，在管子看来，君主爱民，就必须处理好官民关系，处理好各种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诸如刑、罚、赋、税，等等，都必须认真检查，有关规定、有关政策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是否符合人民的基本利益。这是基本前提，是基础，也是最本质的表现。
    管子认为，君主爱民，“慎用民力”问题必须十分重视。他说：“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权修第三·经言三》）要治理好人民，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十分重视爱惜民力。毫无疑问，这里的“民力”，既包括人的体力，又包括财力、物力以及所有的生产能力。君主爱民，就必须十分重视、保护“民力”，不能用光、耗光、竭泽而渔。在他看来，在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发生一些臣杀君、子杀父的极端现象，其主要原因就是过度使用民力所致。他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量度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同上）土地生产物质财富是有时间限制的，人民使用体力也有疲倦的时候，然而，人君的欲望却是无穷的。以有限时间生产的物质财富和人的有限体力来满足欲望无穷的君主，没有一个度量限制，必然造成君臣上下相互怨恨，结果就发生臣杀君、子杀父的悲剧。反过来，如果君主对人民要求有所克制，使用有度，即使国家弱小，也一定会平安；如果要求无限、使用无度，即便国家强大，也会走向危险。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管子的理性思考。所谓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里，要正确理解管子的这个思想，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所谓“人君之欲”，不仅仅是君主日常生活之欲，还有君主巡游、狩猎等活动需要提供的各种条件之欲；也不仅仅是君主一个人之欲，而是一个庞大的君主家族之欲，衣、食、住、行，面面俱到，而且还必须符合君主家族的生活方式和标准；二是“人君之欲”也不仅仅是指其家族物质生活的欲望，还应当包括君主建功立业方面之欲，比如拓展疆土、搞形象工程，等等；三是社会生产力条件。春秋初年，社会生产力还极其落后，生产的产品除了维持生产者的基本生活及其必须上缴国家的赋税之外所剩无几，甚至可能还不够。所以，无穷的“人君之欲”就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人君之欲”在客观上本来就很大，如果加上“无穷”，不加以合理控制，在社会生产力很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要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管子强调君主爱民，争取人民的大力支持，必须爱惜民力，这是十分深刻的。
    其次，给百姓以实实在在的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关心人民，珍惜人民体力，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对于争取民心十分重要。但是，管子认为仅此还不够，要取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和拥护，尽心尽力为君主效劳，为国家效劳，还得给百姓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他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五辅第十·外言一》）“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贱人之所以亡其卑也。”（《形势解第六十四·管子解二》）“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同上）管子认为，取得人心的最好方法是给人以实际利益，君主能够使百姓竭尽全力效劳并亲近君上，一定是由于君主的方针政策给他们带来了实际利益，排除了不利的事情，仁德广布天下，恩惠普施万物。父子兄弟能够安定生活，群众百姓可以无忧无虑地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所以，他们自然都十分愿意尽力为君主效劳。在家则辛勤耕种、多收粮食、充实仓库，出征则勇敢杀敌、保卫国家，虽万般劳苦甚至卑辱，也不敢哀叹，这就是地位低微的人们之所以忘却卑贱的原因。为什么这样？这是普通百姓的特点。普通百姓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讲实际利益，有利则来，有害则去。百姓追求利益，也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哪里低就往哪里去，不管东西南北。所以，要想吸引人民，把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就必须首先给人民以优越的生活条件，这样，不用召唤人民也会到来；相反，如果政策不得人心，环境条件恶劣，虽有再多的号召，人民也不会前来。这些话听起来这似乎有点功利主义，有点自私，但是，这是实际情况。生活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实际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是百姓生活的第一追求。人总得吃饱穿暖住好之后，才会有好心情，才能愉快生活。因此，谁给人们提供实际利益，给他们好处，他们就会感激谁，听从谁。所以，要真正取得民心，取得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就必须重视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尤其是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
    实际上，在管子看来，讲究实际利益，重视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的基本要求，普通百姓是这样，高层社会人士，包括一些达官贵人，以至君主，也是这样。甚至他还认为，所有生物在实际利益面前，都会被吸引，都会去索求。所以，作为领导者，考虑任何问题，都不能不认真考虑实际利益。管子说：“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立为六千里侯，则大人从；使国君得其治，则人君从；会请命于天，地知气和，则生物从。”（《幼官图第九·经言九》）对百姓有利的事情就做起来，不利的事情就废止，百姓就会信任你遵从你；能将其拥立为六千里侯，大人也会追随你；能帮助国君治理好国家，国君也会听从你；上能祈祷苍天祛除灾难，下能祭祀地祇调和四气，生物都会遵从你。显然，一切都以实际利益为立足点、出发点。所以，争取人心，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须给人民实际利益，让人民感动，让人民真正归心。
    把实际利益放在最基础的地位，符合人之常情，符合社会的客观实际。管子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大政治家，思考、分析问题总是自觉地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而且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很开阔，目光所及，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社会群体、某一具体问题，而是全社会各个阶层以及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他所说的人，实际上既包括农民，也包括士人工商，还包括政府官员，他所说的实际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又包括政治利益以及其他社会利益。所以，在如何给人民利益的问题上，他不是主张拿出一些钱来救济某些人（当然，必要时也得这么做），而是提出通过政治途径、政治效果来让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能得到好处，也就是在政治上推行一套好政策，实现清明政治，使其符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让大家都能享受清明政治的成果，都感到满意。
    他还说：“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谄谀；其士民，贵勇武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积怨。”（《五辅第十·外言一》）给百姓利益，给百姓提供便利条件，最好的途径是通过政治。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是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鼓励百姓勤于耕种，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充实国库；任用能人，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社会得到有效治理，其结果，朝廷不用整天忙忙碌碌，穷于应付，官府里也十分安宁；法制严明，谋私、犯罪的人就会减少，仓库就会很充实；能人就会得到任用、发挥作用，奸佞之人就会靠边站。进一步，上层社会的贵族就会崇尚公正而鄙视玩弄小伎俩；知识分子就会看重勇敢而轻视物质利益；普通百姓也会喜欢务农而讨厌吃喝玩乐，这样，人们都会经济宽裕，柴米充足瓜果丰盛。毫无疑问，出现这样的局面，一定是国家经济发展而赋税有所减轻，百姓乐于服从而没有怨恨。显然，在管子看来，通过好的政策，提高社会文明水平，提高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使社会各阶层各种群体都从中获得利益，大家都高兴，都满意，这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人心。
    关心百姓，给百姓实际利益，生活细节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管子考虑得非常细致、全面。正是由于管子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所以，齐国推行了一系列很受百姓欢迎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中心内容就是救助孤寡贫穷的人。比如，他提出的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接绝等政策，就十分得人心。敬重老人、慈爱幼儿、抚恤孤儿、养育残疾、匹配独身、慰问病人、通报贫穷、赈济困难、祭奠死亡，这是很具体的社会生活，也是很实际的社会问题。以人为本，就必须关心和解决这些问题，使全社会的人都感到温暖。
    关心人民，为人民谋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在国家的方针政策上，必须从国家的总体政策高度来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管子想得也是很深远的。他正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抓住根本，研究和提出了制定政策和治理国家的标准问题。他说：“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正世第四十七·区言三》）圣明的君主，精通社会治乱的规律，熟悉各种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则，他们治理国家，制定国家政策，都是以有利于人民为最高原则，以有利于人民为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管子的政策标准。国家政策是否正确，是不是一个好政策，就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是否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从这个观点出发，管子主张实行适中政策，也就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政策。他认为，只要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可以打破各种清规戒律，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既不受古人约束，也不拘泥于今人，一切从实际出发，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时俗不同而不同。
    再次，保障百姓做人的基本权利。以人为本，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百姓的做人的基本权利。春秋初年，一般的百姓对于人的基本权利问题还没有多少意识，思想家们对有关问题也还没有阐述，更没有明确的“人的基本权利”的概念。但是，“人的基本权利”却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必然存在这种要求。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比如，他们要求有生存的权利；他们要求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他们要求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他们要求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等等。这种种要求，本质上就是人的基本权利的要求。管子敏锐而深刻地洞察到了这些要求，所以，他根据自己的认识，以当时的方式，对这个问题从正面做了初步但非常可贵的阐述。他说：“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第一·经言一》）百姓担忧祸害，我们就一定得保证他们的安全；百姓害怕灭亡，我们就应该保证他们健康生育繁衍。有所恶，就是有所求，这些要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生存的权利、繁育后代的权利，国家都应该妥加保护。管子还说：“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禁藏第五十三·杂篇四》）让人民居住在他们愿意住的地方，让人民从事有利的事情，鼓励他们做擅长而且能出成绩的工作，惩罚他们厌恶的不良行为，切实保障他们剩余财产的安全，保证他们不会无辜受罪。实质上，就是保障百姓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保障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和人身安全以及其他做人的基本权利。
    管子强调国家必须保障百姓做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十分深刻的认识，与近代西方人权理论比较，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霍布斯就指出，人民的基本权利应该包括“选择自己的住所、饮食、生活方式以及按自己认为适宜的方式教育子女的自由，等等”（《利维坦》第163页）。洛克也指出，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让与、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就是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它所概括的人的基本权利，大体也是包括人的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自治权、追求幸福权和反抗暴政权等。
    管子强调保障百姓做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他也强调法制。在他看来，百姓做人的基本权利需要法制保障，而好的法制也必然保护百姓的利益、保护百姓做人的基本权利。他明确指出，一个真正治理得好的国家，应该是法制得到切实执行，但是不苛刻，刑罚简洁但不宽免，官吏仁慈但不迟缓，这样，就是穷困潦倒之人，也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往来行动完全自由，逍遥自在，不受约束。简言之，理想的社会，真正的太平天下，法制一定是健全并得到贯彻落实的，在法制范围内，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制与自由都能得到充分体现。多好的政治理想！当然，这是从其思想本质上来讲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管子关于人的基本权利与法制的思想，与近代西方人权思想家的有关观点，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洛克，他主张人的自由、平等，同时，他又主张法制，主张人的自由必须控制在法制范围内。他说，人的自由，只能“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自由”（《政府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页）。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是，人的自由必须受法制约束，自由必须在法制范围内。
    讲人的基本权利，讲人的自由、平等，又讲法制，自由与法制，相辅相成，天赋人权思想家是这样，管子的思想在本质上也是这样。管子讲百姓做人的基本权利，又讲法律限制，强调用法律来管制国家，管理社会。由此可以看出，管子确实不仅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具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而且还具有不仅是他的同时代的思想家无法企及的思想高度，就是一千多年以后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大概也就是如此。我们认为，管子关于广大百姓做人的基本权利的思想观点，虽然还是很初步的，甚至可以说还仅仅是他在政治实践中感觉、意识到的，但是，这些感觉、意识中却隐含了十分可贵的思想颗粒。
    ……

引言
（一）管子的生平与《管子》
（二）管子霸王事业的基本思路

第一章  以人为本--打牢霸业的政治基础
（一）争天下必先争人
（二）以人为本
（三）以人为本做些什么
（四）以人为本的现代意义

第二章  以法治国--全新的治国方略
（一）以法治国的提出
（二）怎样以法治国
（三）君主专制下的以法治国

第三章  安国四固--保证国家的稳定
（一）利莫大于治
（二）乱的根源
（三）安国四固

第四章  整顿、改革--确立新的管理体制
（一）整顿经济社会秩序
（二）改革旧体制，建立新模式
（三）新体制促进新发展

第五章  兼听独断--初步的民主决策机制
（一）兼听--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二）独断--集中决策
（三）初步的民主决策机制

第六章  发展经济--富国富民强兵
（一）先富民
（二）富国五事
（三）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四）国家控制经济

第七章  弘扬“四维”--加强道德教育
（一）道德文化关系国家命运
（二）加强道德文化建设
（三）道德文化在当代

第八章  倡导和合--建设和谐社会
（一）和合问题的提出
（二）怎样建设和谐社会
（三）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第九章  谨慎用兵的军事方针
（一）军队的重要作用
（二）要有正确的军事战略
（三）用兵打仗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四）用兵必须谨慎
（五）作内政而寓军令

第十章  远者以礼、近者以体的友好外交战略
（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三）灵活的对策
（四）深刻而富有政治智慧

第十一章  “德、功、能”为核心的用人赏人标准体系
（一）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二）以“德、功、能”为核心的用人赏人标准
（三）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四）“德、功、能”标准反映了实际需要

第十二章  正确处理君臣关系
（一）和谐的君臣关系极其重要
（二）正确认识和把握君臣关系
（三）深刻的君臣观

第十三章  治国的几个基本纲领
（一）德--实行德治
（二）义--基本的道德规范
（三）礼--上下有礼，各有本份
（四）法--依法办事，各负其责

第十四章  治国的若干艺术问题
（一）怎样驾驭群众
（二）怎样打开局面
（三）抓什么，怎么抓
（四）怎样利用群众智慧
（五）把握好求、禁、令的度
（六）将取之，先予之
（七）慎重赏罚
（八）慎好慎恶
（九）治莫贵于得齐
（十）成功之道，赢缩为宝
（十一）权衡利弊

第十五章  加强君主权威
（一）君主必须有权威
（二）怎样加强君主权威
（三）颇具特色的权威思想

第十六章  明主要务
（一）务在行道
（二）八大事务
（三）四禁

第十七章  关于君主作风建设
（一）君主作风关系国家安危
（二）六攻--对君主作风的挑战
（三）君主应当怎样加强作风建设
结束语
（一）管子成功的原因
（二）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