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8部，主编学术著作18部。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2010年1月在国内出版《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被中共中央党校指定为教材，并入选"深圳读书2010年度三十本好书"。2011年始，陆续推出"郑永年看中国"系列。

　　《为中国辩护》为“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之一，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围绕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部崛起和内部转型这一重大课题撰写的评论文章。
　　对中国崛起的多方面的不安，正在促使西方和一些崛起中的大国把中国视为竞争者，把如何“消化”中国的崛起作为其首要的战略考量。中国在经贸、文化、外交、金融等各个层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随着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中国本身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认识越来越模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理性看待自己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如何客观认识中国模式，认清其优势与劣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如何认清自己，稳妥地应对世界变局，推进内部转型？中国能否实现文化上的崛起，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中国文化“走出去”正遭遇怎样的困局？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面临的非常紧迫同时又异常复杂的问题。作为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本书作者郑永年先生从全球化的大背景出发，对以上事关中国发展大局的问题进行了清醒、独到的观察和分析。

　　看过中国的跌宕和徘徊，经过苦苦思索和试验，郑永年找到了自己理解中国的方式：接受今天的中国，把现存制度当作一种现象来了解和解释。
　　——《南风窗》2011年7月第14期

　　很早就看郑先生的文章，特别是在一些国际性的论坛上，经常看到郑先生的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专栏文章。写得非常的持平、公允、中正。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 王鲁湘

　　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是一种实证研究，他关心的是事实，而不是结果。对于好的，他会表扬，对于不好的，他的批评也很给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江雨

　　长期以来，郑永年先生的观点倍受海内外媒体、以及政界、学术界的重视。
　　——价值中国网记者 李春雨

　　郑永年教授属于客观持中的政治学者，长期研究政党问题，我与他有过长谈，感觉他内心希望能用循循善诱的方式推动国内的当权者推动政改。
　　——独立政经评论员金心异

　　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一提到中国模式，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多人眼里，“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同义词。而“改革开放”又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联系在一起，人们甚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中国的确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开放的，但这并没有回答中国模式是什么的问题。光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而不讲方向是极其危险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中国模式，带给人们的只是疑惑。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含义。中国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就是“过河”，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摸着石头”是方法。政治上也是这样的，邓小平也强调过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是怎样的一个东西呢？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呢？这同样要依靠“摸着石头”的方式。
　　从大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更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们感觉到光从三十年改革开放看中国模式不清楚，讲中国模式还需要讲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有人甚至说，这六十年也看不清楚，需要再往前推三十年。的确如此，如果不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模式，就既不知道有无中国模式，更不知道中国模式是什么。说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中国的”，是中国文明的当代体现。如果光从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一些新的制度因素来看中国模式，就会不得要领。相反，认识中国模式就是要考察中国文明是如何容纳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的。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有赖于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对付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都在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转型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所以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着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办法。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出现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与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本身也往往对自身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中国政治的特有传统
　　政治上，西方是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到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与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也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meritocracy）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虽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模式，每一种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为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和其他任何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在演进和演变过程中。在全球化时代，模式的变革动力更为强大。由于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的互动更为频繁，或者主动地向其他模式学习，或者被动地受其他模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模式有趋同的趋势。但是趋同不会变成同一。中国模式在受其他各种模式影响的同时保持着自身的特色，并且是通过变化来保持自身的本体。其他模式也是一样。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5月11日
　　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
　　前不久，我在台北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模式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上，一个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这个问题提得很简单，但可以供我们思考一阵子。这里涉及至少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第二，中国需要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吗？近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对文化崛起和创新的讨论再次在中国盛行开来。对这里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讨论或许能够深化人们对文化崛起和创新的艰巨性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强调的是经济崛起，但很多人已经开始涉及文化方面。中国的执政党刚刚在今年10月召开的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向面的经济崛起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经济崛起大多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计算的。一个国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并不能涵盖其他方面。举例来说，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从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国的象征。但很可惜的是，二十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2％，而日本是3％，美国则是1.8％。
　　中国古代王权并非集权制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在一个新兴国家面前不堪一击？表面上看，英国的胜利在于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洋枪洋炮。但如果光从军事武器来看问题，就会过于肤浅。再深入一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英国的不同国家形式。在西方来到中国之前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拥有世界上很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王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多少，但中国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是最为先进的。但是这个体制一旦遇到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体制，就变得不堪一击。传统中国王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权，即“无为而治”或“统而不治”。中国自己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这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个体制没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动员能力。王权所拥有的动员能力主要是为维持王朝尤其是皇室服务的。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那么高比例的GDP，但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英国呢？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之前，英国所有的是极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灭了城堡政治，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集中。尽管当时英国的GDP并不算高，但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当时的英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近代国家形式先崛起于西欧？这里就涉及文化的崛起。西欧近代国家的崛起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后来又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后的政治结晶便是近代国家形式。当然，这种文化还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自15世纪之后，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因为是海洋国家，英国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从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么“自由贸易”便是其软力量。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一角度来说，今天中国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第一个问题，即文化崛起的重要性，人们不会有很多异义。但是对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很不好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需要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中国社会马上就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是要消灭自己的文化的。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西方的崛起是文化崛起所致，因此认为，中国如果要强大，就要学西方的文化，去掉自己的文化。在亚洲，日本是一个例子。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去日本化”而“欧化”，即仿照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和德国）来建设国家。中国的精英人物也想仿照日本的做法。不过，西欧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而消失。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选择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西欧是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人们可以向往这种文化，但很难搬用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化崛起于较为落后的国家，对中国比较适合。也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对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影响很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接受了苏俄文化，尤其是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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