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者，都必不得天堂之福也。”而人的结局无非只有天堂地狱两种，未信基督之人的结局如何？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相关的是这样的一种：“凡已听福音且明白之而不肯信者，都不得天堂之福也。”“诸位好友，你想此各样人，岂非甚为可惜可怕乎？盖既不能人天堂，则必人地狱，盖死后只有此二处也。”按照米怜的逻辑，像他这样的传教士既然已经将福音传到了中国，则听到福音且听明白了的中国人若不接受福音，则只有下地狱一种结局了。这样的逻辑在今天听起来刺耳，但在当时的西方新教世界，却是天经地义的神学结论。从加尔文到爱德华滋一类神学家，都是持这种逻辑。大觉醒运动中对基督复临的急切盼望，使这种“急于救人灵魂”的传教士心态更具有紧迫感。米怜的这种神学，无疑极大地感染了他的徒弟和同工华人传道人梁发，其在《劝世良言》一类的小册子所传达的，就正是对米怜的这种末日审判“天堂地狱”神学的亦步亦趋。只不过梁发对于广东民间宗教和儒佛道更加了解，在书中批判得更猛烈罢了。
郭士立在神学上有普鲁士和荷兰新教背景，他原是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来东方的，后来协助伦敦传教会到东南亚和中国沿海传教，最后进行独立传教，创办汉会。郭士立传教心切，不择手段（包插为鸦片商做翻译），大胆冒进，多次违背清朝法律，在中国东部沿海探险和传教。汉会就是他主张让中国人自己传教，自行发展信徒而创办，虽然他的这一尝试是不成功的，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当中引起了争议，遭到他们的几乎一致反对，但他的一些做法，却使他成为后来西方传教界“三自”思想的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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