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日本鬼子打到南京，威胁到武汉。临时大学在长沙站不住脚了，担心日本鬼子打过来，要迁校到云南昆明。怎么去呢？我们那时成了流亡学生，实际上是逃难，绝大部分学生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没有钱做路费。学校很照顾我们，答应只要跟学校走就行。<br> 在那个时候，我面前有两条出路，一个是参加抗日，另一个就是跟学校到昆明。当时，徐特立(注5)从延安返回长沙，是共产党驻湘代表，在长沙的影响很大。他到我们大学作报告，那时长沙临时大学借用的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房子，徐特立是在学校礼堂里作报告的，我去听了。徐特立身着八路军的土布军装，很朴素。他在报告里讲到国、内外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一口湖南话。他号召大家、鼓动青年参加抗日。我听了他的报告很受鼓舞，当时就想，自己应该参加抗日。<br> 那时，我的家乡已经沦陷，我的二表哥带着表姐租船顺长江而上，逃难到了湘潭。我去他们的住处探望他们的时候，对表哥讲了我的想法。表哥劝我还是去上学，并给了我20元现大洋。他对我说，学到知识，将来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做点工作。<br> 我的一位同学也听了徐特立的报告，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也想参加抗日。我把表哥的意思讲给他，讲我们去读书也是为了将来报效国家，学好本领将来可以更好地抗日救国。他说：“我去不了，没有钱。”他的家是地主，其实要比我的家庭富裕多了。只是由于战乱，失去了联系。我对他说：“我有一口饭，就有你一口饭；我有一口汤，就有你一口汤。我的表哥给了我一点钱，一路上我们两个人用。”就这样，这个同学和我一起到了昆明。<br> 我听了表哥的话，和我们的同学一起，跟着学校，从长沙先到广州。到了广州，我们借住在岭南大学的校舍，停留了几天。<br> 在广州，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上街去转，看到一家电影院上演一部电影——《悲惨世界》。我就用身上表哥给的钱，买了一张电影票，进去看了。电影非常感人，我就连着看了两遍。<br> 这个电影是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br> 我还记得，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冉阿让的人，他为了不让孩子饿死，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19年的徒刑。出狱之后，苦役犯的罪名永远地附在他的身上，他找不到工作，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他来到一个主教的家门前乞讨，主教留他吃了饭，并安排他住在家里。结果他在夜间偷了主教的银餐具。当他逃出后，又被警察抓获，押回主教的家里。主教见到警察说，这个人带着的餐具不是偷的，是我送给他的。就在这个时候，主教说了一句话，“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后来冉阿让改名换姓，当上了市长，成了大富翁，还救助了一个妓女的孤女，那个妓女叫芳汀，她的女儿叫柯赛特，后来和一位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家结婚了。冉阿让最后在孤寂中死去。<br> 冉阿让的境遇和他的命运，尤其这位主教的话语，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又买了一本雨果的小说，是中英文对照版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里的那一句话——“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一个人到社会上来，不是要这个、要那个，而是要有所贡献。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始终在努力去按照这句话做。<br> 从广州到香港，又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市上岸，从越南坐火车到昆明。一路上，印象比较深的是在越南海防市，那里的小偷特别多，我们戴着的礼帽，会被小偷当街抢去；稍不留意，放在身边的东西就被偷走了。<br> 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师生总计约300人，我们就这么迁到了昆明。<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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