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文人风貌一瞥——读《柳如是别传》
一
陈寅恪晚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是《柳如是别传》，对于陈寅恪撰写此书之目的及其学术价值，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笔者在此也无意进行探究，只是在数次阅读之后，发见该书除却张扬陈寅恪自己认定的“颂红妆”旨意外，还为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群体的全景图以及他们置身其中的江南社会风貌。毫无疑问，了解这些，对于理解今天的江南文人以及滋生他们的土壤即江南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早对《柳如是别传》作出高度评价的应该是其好友吴宓，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广州看望好友陈寅恪后，在其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近乎盖棺论定式的文字：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①
今人胡晓明对此评述说，吴宓此言之重点，是在强调易代之际的中国文人，该如何对有关文化与道德之基本命运做出抉择。所谓的“颂红妆”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或一种叙述策略，其真正的深层关注则应含有文人心态史的更多更深含义。显然，相对于单纯的“颂红妆”旨意，展示那个时代的文人精神世界和地域文化风貌，并借此揭示数百年来中国文化变迁之历程，就更有意义和价值。①
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不仅对以柳如是为代表的“红妆”给予热情赞颂，而且对江南文化和江南文人也有着深入分析并带有明显的偏爱之情。由此可以说明，陈寅恪在1949年后之所以多次流露出想在杭州安度晚年的想法，看来不仅是由于其父兄归葬于此的缘故，江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和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应该也是原因之一。至于江南诸城市中他特别对杭州感兴趣，则不排除还有另一位陈寅恪赞颂过的杭州才女陈端生的因素。此外，由于钱谦益和陈子龙二人是江南文人的代表，因此对他们二人思想及文学成就的评述，对他们日常生活和仕宦生涯的展示，也就可以看作是对那个时代江南文人的评价。
江南文化以及社会风气、风土人情等，其实早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引起历代文人的关注。发展至明末清初，其与北方中原文化之差异，早已十分巨大。而江南文人与歌妓，虽然社会地位截然不同，却因他们各自特殊的社会身份，得以成为江南文化的创造和传承者，并因此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此特别注意揭示，并把它们与文人、“红妆”之性格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如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代表性人物钱谦益和陈子龙等，离开了他们所生活的江南，其性格命运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又如“红妆”之代表柳如是，其人果然聪明绝伦，不愧一代才女称号，但她之所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则一方面和她多与文人墨客交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江南地区特有的社会风气有关：
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论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聪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④
可以肯定的是，柳如是自从离开前宰相周道登家后，正是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和特有的水乡地理环境赋予她一定的生存空间和公共空间，使她可以在江南地区过一种虽然是流浪却较为自由的生活。从《柳如是别传》可以看出，相对灵活的水上漂泊生涯之所以可以实施，固然得益于她的青楼身份，但也与江南民风之宽松以及士大夫对她这类才女的资助有很大关系。柳如是在与钱谦益结合之前，数年间仅凭一船来往于江南地区，江南水乡特有的这种船文化，无疑对她帮助很大。不同于陆上之车，船本身除却交通功能外，还可以承担居住生活功能，这就使柳如是可以免除寻找住处的担忧而自由往来各地。此外，一些江南名士更是直接给柳如是很大帮助，如杭州的汪然明，不仅对其才华十分欣赏，广泛为之宣扬，而且从经济等方面给予大力资助。作为一个古稀老人，此举不仅没有受到社会舆论和文人的嘲讽，反而得到认可，这就与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以及当时江南文人的精神风貌有直接关系。就江南城市而言，杭州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自南宋时开始获得飞速发展后，到明末杭州已俨然成为文人与歌妓交往的中心，西湖及其周围的名人府邸、客栈等更是形成一个有形的公共空间，而柳如是时期的杭州，汪然明就是连结文人与歌妓的中介人物。
文人与“红妆”，看似身份绝然不同，其实多有相似。这里所强调的是，在历史变迁之际，他们的命运不仅十分相似，而且多有关联、互为因果。今人孙康宜认为，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文人之所以格外看重“红妆”，除却文人特有之怜花惜玉情结外，更主要是由于他们从这些才女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才女命运的浮沉，就是国家民族命运的隐喻。①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钱柳因缘个案的探究，实际也是在关注此类问题。他多次称柳如是为“柳儒士”就当非无意之举，意在以柳氏命运暗喻文人命运。自然，影响文人命运的因素固然很多，而时代变迁无疑是最重要之一，特别是异族入侵所导致的改朝换代这样的变化，对文人心理的冲击更是巨大。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中国文人之性格命运与时代变迁之关系，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有一段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著名议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②
显然，在《柳如是别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贤者拙者”、“不肖者巧者” 等各类文人的精彩表演以及不同结局，而且陈寅恪的分析更加深入细致，更注意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解释其所以如此和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反省。
此外，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人生时间约可分为两节，一为中岁以前，一为中岁以后。人生本体之施受于外物者，亦可别为情感及事功之二部。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①
通常，人们只注意陈寅恪的第一段话，其实我以为第二段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文人对时间流逝一直极为敏感，对个体生命的相对渺小无助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无奈情怀，而这一点极大影响着他们的入世情怀和避世心态之转换，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抉择。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之所以花费极大精力考证钱柳因缘，就是要以此为出发点，论述易代之际的江南文人，其在婚姻爱情和事功方面的各种表现，并最终展示他们复杂的精神世界，从而为那个时代的文人命运，给出自己的解释。
就钱柳因缘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件大事，一是他们的结合过程和实现的具体形式，一是钱氏降清并最终导致他们夫妻归于悲剧性命运，特别是柳如是的自杀结局。所有这些都既可以看作对他们婚姻爱情的考验，又可以看作与他们交往之江南文人反应的试金石。
据陈寅恪所言，崇祯十三年，柳如是和钱谦益初次相识，即一见如故，而此时的钱谦益在仕途方面却是屡遭挫折。就年龄而言，此时的钱谦益已是59岁，早已过陈寅恪所说的“中岁”，对“仕宦”这样的事功之事早该看淡。那么，反过来在情感方面寻求补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展开
——著名学者、批评家 谢有顺
在这个躁动不安的世代，刘克敌兄是难得的低调而诚实的学人，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近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对陈寅恪用力尤深，这本书就是他最新的收获，其中许多文章属于首次面世。
——著名学者 傅国涌
中国局势三百年一变，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三代更是亲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和历史学家，陈寅恪最关注人在大变局中的命运，尤其关注文化人在大变局中如何自处，如何应对时势，如何持守人之尊严和文化之尊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即是他此种思想之总结。
刘克敌先生的陈寅恪研究，对陈寅恪颇有“了解之同情”，深通其“遗民之怅惘，家国之悲叹”，而且融入了个人的命运与追求，因而能够帮助我们对陈寅恪与时代、与家国、与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达成深切之了解。
——著名学者、批评家 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