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家的兴起<br> 在东欧，中世纪的体制在土耳其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继续繁荣了很长时间。事实上，俄国的中世纪结束得相对较晚，是伴随着1861年农奴制解体而发生的。在西欧，与之相对，中世纪的结束早了近五个世纪。没有任何年代或事件能够被单列出来，而且一系列重要发展都发生在15世纪的后半叶和16世纪早期这半个多世纪：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王权的强化；美洲的发现；西欧农奴制在事实意义上的消失；对中世纪教会的国际性的反叛。<br> 一、一个混乱的世界<br> 在14世纪和15世纪，旧有的西欧政治形式和政治理念虽然存在，但已经失去了灵活性和创造力。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七世在14世纪早期曾经寻求运用旧有的皇帝党传统来整顿意大利事务，即使他并不拥有弗里德里克·巴巴罗萨所支配的资源。法国和英国的贵族，利用百年战争的混乱，建立私人军队和城堡，并试图使权力从君主回归到自己手中。其举动被称做伪封建主义，因为这些新封建军队是以金钱为转移的，而非建立在个人忠诚、相互尊重和各种保证的基础之上。<br> 这些表现一直被解释为衰落的征兆，但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旧体制和新要求相协调的一项实验。当法国和英国国王不能维持其军事行动的时候，这些实践新封建主义的贵族也让战士务农。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过程的特征就是金钱的重要地位。<br> 15世纪末，形势非常明显：未来属于实行强权政治的新君主而非新封建领主。尽管政治和权力永远密不可分，但是新君主们不再将对权力的追求隐藏在教会背后，而且有更好的政府机构、装备更精良且更训练有素的士兵、外交官和官僚主义者为其服务。新观念的最杰出的代表是法国的路易十一、英国的亨利七世以及西班牙的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德国各王公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僭主也经常成为新式有效率的政治行为的楷模。<br> 与此同时，西欧经济和社会也一直经受着更多的紧张和剧变。在乡村，传统的庄园制、农奴制和支付模式与自由农民并存，后者为市场生产，以现金支付租金和财税。经济和社会同样表现出某些影响政治生活的衰落的征兆。从前自认为在法律上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发现领主经常强迫他们使用烤炉和磨房或者葡萄酒榨汁器，并且为之支付高额费用。同时，他们还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在动乱的年代向领主寻求保护。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的不确定性及不安全感为无数乡村暴力事件的发生做了铺垫。危机也震荡着城市生活。内战在繁荣的佛兰德尔的毛织业城镇中爆发，而在佛罗伦萨的贫富阶级之间则衍生着长久的对立。<br> 农民的生活——无论是农夫或是农妇——是受约束的、艰难的，并且在总体上非常匮乏。然而，尤其在英国，乡村生活也显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多样性，在进行概括的时候，很难不注意到西欧的劳动力价值的缓慢提升，以及东欧的农奴制的缓慢降落。<br> 婴儿的高死亡率不仅揭示了医药知识的局限性，而且也表明了生活本身的艰难：疾病、营养不良以及气候都能带走人的生命。许多妇女在整个生育年龄期间都在生养小孩。有记录记载某些妇女共生养了8个、12个，甚至更多的孩子，但竟然无一活至成年。没有现代医药的保护，许多妇女死于分娩。<br> 对贫困而言，强者也非常容易受到冲击：干旱和洪水之年可以把一个富裕的农家变得一无所有，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沦为经济上的附庸。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贫穷”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经常徘徊在生活的边缘地带。在饥荒的年代，农民在挨饿，而领主却仍在排摆盛宴——贫富之间的冲突不只是存在于两个小规模的少数人群之间，而是出现在可能占人口10％，甚至60％和70％的人群之间。<br> 城市经济的规模和复杂性在13和14世纪不断增长，为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机会。城市最初还不能吸引住在城堡、塔楼、庄园中的大土地贵族，抑或富裕农民。这个时期最稳定的财富形式就是持有土地和农产品。然而城市，尤其是意大利的城市，已经日益成为富有特色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br> 在一个具体的方面，中古后期的欧洲似乎比接下来的数世纪都更为光彩夺目。妇女所起到的作用比16世纪危机以后更大。贵族妇女可以进修道院，即一种由女修道院长管理的颇具势力的妇女社团。许多修女痛悔因16世纪修道院的关闭所导致的自我决定权的丧失，尤其是贵族妇女。农妇经常在田里与丈夫和父兄一起干活。类似制作蜡烛、梳毛、纺线、织布以及缝纫等家务劳动，在中古后期的农户中可能一直都属于女性劳动。只有伴随着生产系统的发展，这些家庭产品才演变为男性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妇女在丈夫死后也可以成为工场的主人。一些人为了保持其管理权而嫁给了工场中的学徒。<br> 那些有财产的人，无论是农民还是贵族，为了保持祖产和保护财产的完整都实行包办婚姻。幼子和没有嫁妆的女儿都不能结婚。这些孩子可以进入修道院或到有钱人家里从事家庭服务。因为大多数婚姻不是为爱而安排的，所以学者们也不再反驳婚姻是无爱的。文集和书信使人联想起柔和、信任与亲密的情感。在商人家庭里，妻子可能是丈夫最信任的顾问。那些文集也管窥了父母对超过半数子女的夭折表现出的悲痛。<br> 由贵族妇女委托制作的祈祷书和账本为我们理解中世纪晚期妇女提供了某些证据。数百本祈祷书让人联想起贵族女子和富有的商人妻子们私下里实践着自身的虔诚，也许只是为了自己阅读。账本则表现出市民妻子中的一部分人不仅识字而且还懂计算。它们也使我们管窥到家庭与社会双重经济生活以及妇女在其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多种资料表明妇女已经变成丈夫非正式的经营伙伴。<br> 犯罪的妇女使我们得以从另一层面洞察中世纪晚期的性别概念。虽然关于“女性”的描述定义在奢谈“柔弱”的性别，但法庭却不仅通过巫术而且还通过刑讯来审问女性的谋杀罪、杀婴罪、卖淫和经营妓院罪，甚至是非法经营罪。法庭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证据证实这些妇女像男子一样完美地进行了（前文中的）多种活动。女性的角色依据道德规则而塑造，但并不绝对。即使是从前教会反对的离婚也在进行之中。一些女性只是逃离辱骂自己的、令人不满的丈夫，但另一些女性则利用“未完成婚姻”的漏洞正式与其婚姻决裂。某些中心角色是永远对妇女封闭的：如市民、教士。然而，还是有许多角色已经被证实存在于既定社会之中。<br> 有许多秘密签署的私人婚姻合同，没有经过教士的祝福。这些合同经常导致财产和婚姻协议纠纷，并且最终还将在教会法庭进行裁决。<br> 有两个社会性创伤明显地破坏了14世纪欧洲的士气和恢复能力。第一个创伤是1315—1317年的大饥荒。1322年和1329年，终年颗粒无收，而后也一直产量不足，以致欧洲人长期营养不良。由于欧洲不能种植足够的谷物，饥荒是普遍现象。第二个而且更大的创伤是1347—1351年的黑死病，估计它毁掉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业已弱化的欧洲人口。这种可怕的传染病标志着在欧洲首次出现了腹股沟腺炎瘟疫，它是由中国去克里米亚的骆驼商队传人的，后来经海路传到西西里。这种瘟疫经由跳蚤叮咬传播，只要有老鼠就会流行起来，而且还会因为打喷嚏和咳嗽而产生空气携带传播，因此毁灭了全欧洲。经由14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复发，这场瘟疫改变了社会经济的金字塔，引发了人口数量的不断下滑，并且一直持续到1480年左右。这场瘟疫所导致的一个主要社会后果是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这使得从瘟疫中存活下来的农民和工人勇于争取更多的权利，并且通常都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br> 黑死病改变了欧洲人的想象力。没有人记得有这样一个灾难性的事件。的确，人们不得不追溯到罗马时代去寻找如此重量级的自然灾难。直到12世纪早期，科学家们也没有最终确定导致疾病的原因、治疗方法、传播途径及检疫方法。它避开了所有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在治疗和控制疾病方面的努力，貌似随意地击倒和杀死一名健康的成年人，留下另一个更为脆弱的人独处。对许多欧洲人而言，死神仿佛正在街道上行走，随意地拍拍陌生人的肩膀，并逮住他们。没有人——无论贵族、富商、形貌美丽者、畸形人、纯真之人，还是罪犯、强健的工人、隐遁者——能对死神的碰触免疫。来自于腹股沟腺炎瘟疫的死神尤其可怕，开始是腹股沟、腋下或颈部出现折磨人的烧灼式疼痛，然后是皮下出血和血液扩散、失禁、大量出汗以及黑尿，总而言之，从发病到死亡通常只有三天。城市中尸体堆积，健康的人都逃离病源，这是能够想到的唯一求生方式。腐败的尸臭和弥留之人的呻吟充斥着每一处人类居所，从家庭，到乡村、城市和城堡。14世纪末，出现了“死神祭礼”，一些诗人、艺术家寻求用词句、笔墨和油彩与死神的漫不经心决斗。在诸多努力中，最著名的就是汉斯·霍尔拜因（HansHo1bein）的《死亡之舞》，这部书刻画了生活中为骷髅死神碰触的各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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