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当时已侨居南海、印度洋。在“勾栏山”（今加里曼丹西南一属岛）条中记载道：“国初，军士征阁婆，遭风于山下，辄损舟，一舟幸免，唯存丁灰。见其山多木，故于其地造舟一十余只。若樯柁、若帆、若篙，靡不具备，飘然长往。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男女椎髻，穿短衫，系巫仑布。”无疑，这是元军征爪哇时，汉地的伤病员留在该处，长此住下，与当地人一起繁衍生息在这个地方了。在“土塔”（今印度南部东岸讷加帕塔姆西北约1．6公里处）条中，汪大渊记录下一条很有意义的材料：“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塔，高数丈。汉字书云：‘成淳三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咸淳三年即1267年，咸淳是南宋度宗的年号。该塔所处之地是八丹之平原，八丹即沙里八丹之简称，沙里八丹即今天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东岸的坦焦尔东约77公里的讷加帕塔姆。讷加帕塔姆是中世纪印度半岛上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大港。早在7、8世纪，这个地方就是从东南亚起程的商船到印度半岛登陆的第一站，同时还是南印度的一个佛教中心。在此处建立一个中国塔，说明了到印度半岛来的中国商人之多。在异国他乡书写汉文，既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怀念，也反映出在印度洋贸易中，中国人参与的程度。这个中国塔在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1846）还残存三层，高30米，有砖檐相隔，内部空荡无存，直通顶部（见前面插页内图廿二）。遗憾的是，在清穆宗同治六年（1867）讷加帕塔姆的耶稣会传教士得到英印政府的同意，将这座颓坏不堪、难以缮复的土塔拆毁。关于土塔的情况可参考《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上的《纳格伯蒂纳姆和泉州已消失的寺庙》一文。还应该提出来的是，在“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条见到有这样一段记述：“国与遐尔沙喃之后山接壤……西洋国悉臣属焉。有酋长。元临漳人，陈其姓也。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遂入此国讨境不复返。”关于这个临漳陈姓人的事迹，尚有待进一步考察。本书的校释者苏继则认为汪大渊在此有误。笔者的看法是这个记载为中国人立足亚洲西部提供了资料。故仍摘录出，立此存照。
现在谈中国人参与印度洋的贸易情况。中国的传统商品——丝绸和瓷器参与了印度洋贸易。在汪大渊笔下见到的商品有五色缎、南白丝、白丝、五色绢缎、青缎、五色缎、苏杭色缎、锦缎、诸色缎、苏杭五色缎、土绢、五色绢；青白花瓷、青白花碗、青瓷器、青白花器、瓷瓶、青白瓷等。除了丝和瓷之外，还有金、银、铁等中国商品。从上面各种丝绸和瓷器的名称，不难看出中国商品的销售量之大，它们受到印度洋地区人民的欢迎。至于中国人在南海、印度洋经商，书中也有提及。在“龙牙门”（今新加坡岛）条中提到该地“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又提到该地“以通泉州之贸易，皆剽窃之物也”。龙牙门自古就地当交通要冲，中国人侨居彼处当是见怪不怪的。不过指出该地与泉州贸易的货物都是剽窃来的，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再看看该条如下的记述：“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如此，可以明白吉利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卡里摩群岛）这个地方是海盗集中地。这些海盗对西去的船舶不问，而专门抢劫从印度洋区域贸易来的货物，后又以这些货物与泉州做买卖。而从“贼舟二三百只”说明海盗已成团伙，它又从侧面反映出南海、印度洋上贸易的兴旺发达。汪大渊还对印度洋的珍珠贸易作了如实记载。第三港（今印度南部马纳尔湾沿岸）是出产珍珠的地方。在该条中，不仅细致描绘了采珠场面，还记下采珠人的所得是“于十分中，官抽一半，以五分与舟人均分”。在“沙里八丹”条中又见到如下记载：“珍珠由第三港来，皆物之所自产也，其地采珠，官抽毕，皆以小舟渡此国互易，富者以金银用低价塌之。舶至，求售于唐人，其利岂浅鲜哉！”由此可知，沙里八丹的富人就是靠这种低购高售珍珠来攫取利润的。由珍珠而类推到其他货物，可窥见印度洋贸易利润的大概了。中国商人用高价购买下印度洋的珍珠，说明中国商人在印度洋上的贸易已具备相当规模了。这一点，又以元代中统钞在印度洋地区有兑换率来作佐证。在“乌爹”条中，记载着“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关于乌爹的今地，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印度的奥里萨；一说在缅甸，是孟族建立的白古国，都阿瓦。不管是哪种说法成立，都抹杀不了元代中国人在南海、印度洋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远在14世纪上半叶，中国货币就能在异国通行，显示了中国人在南海、印度洋贸易中有丰富的商品和充足的资金。
综上所谈，不难看出汪大渊所写《岛夷志略》的价值了。最后，还应该向广大读者明确一点，即有关汪大渊的个人情况，除了现见《岛夷志略》及他的同代人为该书所写的“张序”、“吴序”外，在任何一种史书中均不见有记述。也就是中国人通常说的名不见经传。这证实了汪大渊是一个地道的民间航海家，在封建社会中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他少有宏志，不畏艰险，只身附舶，航行远洋。从南海到非洲，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特别是将耳闻目睹，成书《岛夷志略》，为后人提供了14世纪上半叶南海、印度洋区域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今天已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亚洲、非洲历史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岛夷志略》早在19世纪就引起西方汉学家的注意，1914年美国学者将书中的三分之二译成英文，直到60年代日本学者还对该书作进一步的探讨。可见这本通过作者海洋实践而来的《岛夷志略》，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一笔财富。汪大渊的名字及其著作《岛夷志略》，就像印度洋水一样世代长流。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