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
“赫尔默斯……是一个解释者和一个信使”，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在《克拉提楼斯篇》（Cratylus）里面这样说道：“他在谈话和演说时，是狡猾而富有欺骗性的。”这种流传后世的语源学的说法正能代表这么多世纪以来哲学唯心论（以及中世纪的唯实论）对于修辞学，甚至有时对文字学所显示出来的轻蔑态度。但是，解释，正如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必须以一种“误读”的原则来看待；翻译必定是不充分的；而人的表达应当仅仅满足于成为个人意见。任何要“重新思考思想史”的尝试，都必须在开始时就将这种苏格拉底的疑问和解释学上的慎重放在心里．
20世纪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拉穆斯思想的投射）就是著名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它旨在恢复观念的修辞学维度并取得了有效的成就。“居然思考任何东西都要用语言学的方式再来一遍！”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1934-)惊奇地叫道。尽管这种“转向”在普遍意义上并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了，但它确实引出了不少新的关注——对这些世纪里传统“哲学”的批评者们．从奥卡姆到瓦拉( Valla)．从拉穆斯到维柯。事实上．在研究中对思想史进行重新评估近来已经成为一种通常的现象。而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已经产生了一种塑造的效果，尤其是通过它对最原初意义上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的张扬，这种“文本主义”只是旧时的文学或者“历史学”解释的一种现代的更激进化的形式．它却有效地将具体的“话语”置于了超越的“观念”之上。
在这些年来，文本主义已经挣脱出了文学领域的束缚。通过像利科和德里达等学者的努力．它已经被引入．或者说偷偷夹带进了哲学本身：同样它（伴随着的还有它那曾更不为主流承认的同伴“叙述学”）已经被许多非正统的思想史家们所拥护，他们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海登??怀特——他在康奈尔会议的出席尤为引入瞩目。从某种角度来说．怀特以及另一些与之志趣相投的年轻学者——比如拉卡普拉( Dominick La-Capra)和简马丁(Martin Jay)——的“元史学”的取向以及对历史的那种把握可能看起来与观念史无甚关联；然而，他们的一些批判性的和方法论上的观点，尤其是他们赖以获得灵感的那些外来的资源，相对于他们从观念史中获得的东西而言，更值得我们关注。
这个“语言转向”究竟对观念史有何意义？伽达默尔在他的《真理与方法》的开始部分就认为，这种转向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反映了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复归（对他而言．且不论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在这种关联中，我们也许要回想起的，不仅是拉穆斯对于亚里士多德学派思想的不满．还有柯对于笛卡儿主义的攻击以及赫尔德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后的批判”。后者意在说明．批评的合适对象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理性，而人之精神是通过言语发生作用的(die menschliche Seele denkt mit IVorten)。我们还能想到的是奥尔巴赫、库提乌斯和斯皮策的语言学研究，他们所提出的“语言学循环”（philological circle）——意在重新获取“意义”——即很类似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更为著名的“解释学的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也许，在以语言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中，最坚决地走传统路子的还要数古斯多夫（Georges Gusdorf）那无所不包的对“人文科学”的考察。直至现在，他依然在讲述着人文和科学等等现代“百科全书”的伟大壮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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