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巨著
中国史学领域里素有声名远播的“三大史体”: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
但凡历史悠久国家的早期文献大都采用编年体形式,世界其他国家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整个中国先秦时期,可以说是编年体文献称霸史坛的时期。
先秦时期流行编年体固然有许多原因,缺乏人类的主体意识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生产力低下,大致是“人”屈从于“神”的时代,因而“人”在编年体文献里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后来出现纪传体固然有许多原因,而人类主体意识的确立也同样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鬼神的影响明显下降。孔子就有一句名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4]也就是说,人世间的事情还没有搞明白,又怎么能去奢谈鬼神之事呢?可见,“人事”的觉醒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经过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等各个领域惊心动魄的大洗礼,“人”的社会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重大变化,为把“人”塑造成历史学领域中的主体角色奠定了坚实基础。
《史记》是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时代呼唤的产物。在它以前,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纪传体文献,《史记》的出现真正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2.首创耳目一新的编排形式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将三千年历史冶于一炉。司马迁不仅编著了贯通古今的第一部通史,还构建起由“五种体例”打造而成的纪传体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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