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漆黑的顶峰<br> 多丽丝·莱辛，女性写作和政治人生/康慨<br> 获知自己得到诺贝尔奖时，87岁的多丽丝·莱辛刚从医院看儿子回来。家门口围了一大堆记者，她一屁股坐到自家的台阶上，对这份至高荣誉的反应显得豪迈而爽朗，一如既往，丝毫不懂谦谦之道。<br> “我已经赢得了欧洲所有奖项，所有的牛逼大奖（every bloody one）。”她说，“我很高兴把它们全得了，一个也不落。”<br> 她还顺手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今年10月22日，老太太就将迎来自己的88岁大寿，这使她一举成为有史以来最年长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前这一纪录的保持者，乃德国作家特奥多尔．莫姆森，他1902年获奖时为85岁，转年便去世了。<br> 当然，高寿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更不意味着你只要活得足够长久，就一定会得到无上荣光。但是对过去107年来，那些至死也未听到斯德哥尔摩喜讯的作家们来说，又何尝不会感叹活到最后也就笑到最后呢?<br> 自1950年出道以来，多丽丝·莱辛女士已延续文学生涯长达57年，至今未觉笔沉手软，这一时间甚至比许多作家的“物理生命”还要长。尽管其间亦有起落，经历波峰浪谷，但她终归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也是读者面最广的英国作家之一，哪怕仅有1962年的一部《金色笔记》，便足以使她在文学史上立足。<br> 黑非洲经历<br> 1919年10月22日，多丽丝·莱辛生于波斯的克尔曼沙赫（今伊朗的巴克塔兰），娘家姓泰勒，乃英国银行职员阿尔弗雷德·库克·泰勒和艾米丽·毛德。麦克维夫妇的头生女。1925年，泰勒夫妇带着多丽丝和小她两岁的弟弟哈利远赴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经营农场，但从未成功。<br> 多丽丝的爸爸是个梦想家，种玉米赔钱后便一蹶不振，变得愤世嫉俗。她妈在家里飞扬跋扈，却照样于事无补，小多丽丝因此一心想逃离家庭。在1994年出版的自传首部《在我皮肤下》（Under，My Skin）的开篇，她回忆了自己在农场度过的童年时光。尽管家里没人信天主教，但她还是进了索尔兹伯里（今哈拉雷）的一所天主教修女学校，不过14岁因眼疾辍学，从此再未回到课堂。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未来的大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辈子只有初中文化——好在她有“我的大学”，通过博览群书，自学成材。<br> 15岁那年，少女多丽丝便离开破败的农场，进城务工，先给人家做小保姆，然后到索尔兹伯里，逮啥干啥，但以抄抄写写的文字活儿居多，从此养成写字习惯，偷偷写起小说。<br> 1939年，多丽丝小姐嫁给了小科员弗兰克·查尔斯·魏斯德姆，很快生了一子一女：约翰和珍。这段婚姻仅持续了四年。1945年，多丽丝女士再嫁德裔犹太难民和马克思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莱辛，生子彼得。孰料第二场婚姻也不长久，莱辛夫妇于1949年离婚。戈特弗里德日后做了民主德国驻乌干达的大使。同年，多丽丝回到尚未从战争中复原的英国，从非洲陪伴她抵达伦敦的，只有满脑袋的文学梦想、小儿子，以及第二任前夫的德国姓氏。<br> 1997年，在纽约接受《Salon》杂志采访的时候，她说，她在任何场合中都是个“异类”，早在罗德西亚便是如此，不仅因为她的两次婚姻，而且因为她是个“喜欢黑鬼的人（Kaffirlover）和赤色分子”，而在那个社会中，对黑人示好比当了“赤匪”还要坏上“一百万倍”。<br> 1950年，莱辛女士出版了小说处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以白入主妇与黑人男仆之间不可逾越的悲剧故事，写尽非洲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之恶。从此正式踏上文学之路，以专业女作家的身份，在英国文坛和伦敦这座大都市中立足。<br> 这一年，她只有30岁出头，却已经有了非凡的经历：离过两次婚，生过三个孩子，脑袋里装满了非洲草原上的奇异故事。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罗德西亚时，多丽丝便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回到英国，才算真正“找到了组织”——1952年，她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开过“8到10次”的支部会议，虽然于1956年那个多事之秋退了党，但此后长期保持着政治热情和左翼态度，不断出现在反帝反核的街头示威队伍中。莱辛的“西方进步作家”的身份，即从此被苏联和新中国的文学界认定，她的长短篇小说开始在中国出版，早在1956年，《野草在歌唱》便被译成中文。从此，中国读者知道了两个莱辛，一是18世纪的德国戏剧家和批评家莱辛（1729—1781），《拉奥孔》和《汉堡剧评》的作者；另一个是年轻的英国女作家，控诉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施于非洲人民的罪恶。同样，因为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和反种族主义活动，南罗德西亚和南非当局于1956年宣布她“不得入境”。<br> 红色政治人生<br> 她回忆当时的社会空气，冷战的气氛“深入一切”，那是一种“非常有毒”的，“非常像多疑妄想狂”的气氛，“它意味着每个人的反应都是极端的，要么拥护，要么反对。”<br> 1997年，她对《Salon》解释自己的政治取向：“资本主义死了。它已经完结了。而未来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在短时间内，我们将拥有公义、平等，妇女、残疾人、黑人——一切人等的同工同酬。这种空谈令最聪慧的人所信，也让我产生兴趣。”<br> 但她的政治幻灭感很快出现，并看到越来越多的失败和可怕的东西。这一思想轨迹与大多数左翼西方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并无不同。这就是那样一个时代：求索，迷茫，压抑，绝望。<br> 她的作品不断涉及作为梦想和人生经历的共产主义。1962年，她出版了《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这是莱辛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今日已被公认为战后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被视作莱辛这一时期充满冲突的思想写照，其中的“红色笔记”所记录的，正是她对“斯大林叔叔”从崇拜到幻灭的精神历程。<br> 《金色笔记》的成功，奠定了莱辛此后的盛名。她逐渐被誉为当代的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或弗吉妮娅·伍尔芙。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她的出版商、哈泼柯林斯集团的女老板简·弗里德曼正在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她对《纽约时报》说：“无论对女性，还是对文学而言，多丽丝·莱辛都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之一。”<br> 1960年代早期，莱辛投身戏剧业，协助创办了平民艺术项目“42中心”（Centre 42），同时也开始戏剧创作。60年代后期，她深受伊德里斯·夏（Idries Shah）和苏菲主义和谐观念的影响，闭门不出，修身养性，有近20年时间不再抛头露面，专写科幻小说（她自己更喜欢用“太空小说”而非科幻小说称之），直到80年代中期，莱辛才重回公众视野，演讲，座谈，不断出国访问。其小说创作，也从外太空回到地球，重拾现实主义，偶尔还以化名简．萨默斯出书，故意掩藏身份，考验那些只认作家名气、不关心作品质量的出版商。<br> 90年代，她开始缩减公开活动的次数，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但仍于1993年5月访问了中国。<br> 莱辛自称已把欧洲文学大奖包圆儿的说法，大概不算自吹自擂。她得到过毛姆奖（1954）、美第奇外国小说奖（1976）、奥地利国家奖（1981）、WH·史密斯奖（1986）、JT·布莱克传记奖（1995）、洛杉矶时报图书奖（1995）和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01）等一大堆闪闪发光的奖章和证书，不过，却与本土的最高书奖——布克奖三次失之交臂：她先后于1971、1981和1985年三获提名，但均未胜出。<br> 同时，她拒绝了英女王的封爵。<br> 反讽的“自由女性”<br> 在多丽丝．莱辛的文学世界里，有三大主要场景：非洲、英国，以及太空。她时而在非洲草原游荡，时而回到伦敦的公寓沉思，一会儿在银河系外谈人生，一会儿重归人间仰望星空。她的文学生涯漫长而多彩，几近60年不曾中断，文体和技巧上亦变化多端，且广泛涉及多种主题：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精神分析，甚至神秘的苏菲教义，并且时而在创作之外，投入亲身研习，至忘我境，有时不免走火人魔，陷于狂乱境地。她十分勤奋而多产，迄今已出版了约五十本著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戏剧、诗歌、自传和随笔集。她的重要作品被翻译为多种外语，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早已成为拥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作家。<br> 莱辛的早期作品多以非洲为背景，继处女作《野草的歌唱》之后，从1952年到1969年，她陆续出版了《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描写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在政治与女性意识上的双重觉醒。在此期间出版的《金色笔记》（1962），则以深刻的自省和精妙的结构，成为真正的现代文学经典。<br> 卡特（Ronald Carter）和麦克雷（John MacRae）在所著《英爱文学史》（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Britain and Ireland、中认为，莱辛的《暴力的孩子们》系列，“或许是战后年轻女性自我探索小说中最丰富之作。”《金色笔记》则是“1960年代最获盛誉的作品之一”。<br> 瑞典学院在回顾莱辛的创作道路时，特别向《金色笔记》致敬，称之为以20世纪的视角，揭示男女关系的少有的“一部先锋之作”。而相对于莱辛日后自称的那些“太空小说”，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则在《牛津英国文学伴侣》（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中写道，《金色笔记》是莱辛的“精神太空小说”。<br> 小说的主人公是女作家安娜·伍尔夫，为了从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她记录了四本笔记，以黑、红、黄、蓝四种颜色区别，分别涉及她在非洲的生活，参与共产主义活动的政治经历，她为更好理解自己而虚构出的另一个自我，以及记载梦想、13常生活和男女关系的个人日记，最后整合为“金色”的第五本笔记，其中充满了文学女性在面对创作瓶颈时的内心苦斗，亦关乎爱情、性解放、母爱和政治。小说也以这四本笔记的反复出现和交叠结构全书，展现出安娜的内心冲突、思想痛苦和多重人格。她自视为“自由女性”（解放了的、对男性更多责备，而不愿再容忍下去的新一代女性），以此作为每一部分的开篇和结尾，尽管从她的言行来看，所谓的“自由女性”不无反讽。<br> “许多人称颂《金色笔记》是莱辛的女性主义宣言……却低估了它对共产主义和弗洛伊德这对双生神祇的批评。”卡罗尔·辛普森·斯特恩（Carol Simpson Stern）在《当代小说家》（Contemporary Novel-ists）一书中写道。而莱辛本人也反对评论界给她戴上女性主义者的高帽子。事实上，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是有很大保留的，甚至对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本身也充满了怀疑。小说结构上的复杂，映衬着现代女性在精神生活上的混沌状态，也验证着莱辛对女性主义运动把复杂问题弄得“过于简单化”的指责。<br> 从玛莎·奎斯特到安娜．伍尔夫，莱辛笔下有多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她们既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令人心碎的牺牲品，亦非手刃恶汉、或到处吹嘘睡了多少个男人的激进的娘子军，而是有思想自觉，有政治行动，但也因此深处痛苦漩涡，在自由与不自由，解放与未解放之间徘徊的女性。这样的女性，尽管你在身边不容易发现，却又何尝不是从她们身上看透了社会，看到她们包容着时代呢?她们的困境，又何尝不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男性在内——的集体困境呢?<br> 太空小说<br>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莱辛风格突变，开始转向科幻小说创作——即她自称的“太空小说”（space fiction）。自1979年到1984年，莱辛连出四书，集于《南船座老人星档案》（Canopus in Argos：Ar-chives）的总题之下，写核战争之后的人类种属的发展。这一系列多少受了古代波斯索菲主义的影响一一生于波斯似乎让她获得了某种自我暗示，她甚至遁人深闺，潜心修炼。但是评论界和读者对她这一阶段的作品并不太买账，他们更怀念那个扎根于现实、勇于挑战陈规旧习、才华横溢的新锐女作家。<br> 1915年，莱辛从太空返回了地球，以一部《好恐怖分子》 （The Good 7errorist）重归现实主义。1994年和1997年先后出版的自传《在我皮肤下》和《行于幽暗》（Walking in the Shade）“标志着她写作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峰”。瑞典学院在授奖词中说，“莱辛回溯的，不仅是她个人的生活，也是整个时代：英帝国的最后时日。”2001年出版的《最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尽管以虚构的形式出现，却应是上述两书的续篇，之所以写成小说，大概是为生者避讳吧。<br> 莱辛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黑暗之前的夏日》（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1973），以及《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198t），后者写的是蛮暴巨婴“本”，从娘胎里到学校，毁坏家庭，危害社会，在传统的哥特式英国恐怖小说的外衣下，甚至带上了些魔幻色彩。<br> 2007年夏天，莱辛新出小说《裂隙》（The Cleft），再度披上科幻外衣，借古罗马历史学家之口，讲原始社会初期没有男人的世界。那时的所有人类均为女性，以单性生殖成功繁育女婴，而男婴之所以出现，乃是畸形娃娃呱呱落了地。数代战斗之后，女性终于接纳男性：不仅从中发现性爱之美，亦退居二线，将领导权转授男人，在纯粹的动物式的性爱之外，两性也滋生出友谊与爱情，进而发现男女相互需要的意义所在。<br> 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无法容忍这样的“反动”作品，她们宁愿要斗争而不要和谐。莱辛反击说，《裂隙》根本无意做到“政治正确”。而这个字眼儿也出现在哈罗德．布卢姆对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中。布卢姆教授说，瑞典学院的决定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正确”，“尽管莱辛女士曾以一种少有的绝佳品质开始其写作生涯，但我发现<br> 她过去15年的作品完全无法卒读……四流的科幻小说而已。”<br> 当然，他说的只是“过去15年”，因为在他开列的那份著名的“西方正典”书目中，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赫然在目。<br> 向地而生的力量/姜贵珍<br>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出版，带给我们一次震撼的阅读体验。<br> 那是一部描述夹边沟农场右派的书，对右派命运的关注并不始白杨显惠，他的特点在于他那种秉承自传统史书的态度和勇气，“不虚美，不隐恶。”<br> 杨显惠以彼书所开掘的那段独特历史和小说中体现出的强烈真实感受到关注，也为在文体和主义之流中疲倦不堪的文坛指出一种新的可能：对新题材的开发和对老技法的复归。<br> 2007年2月，杨显惠的又一力作《定西孤儿院纪事》出版。<br> 在一波波的文学潮流短促掀起又迅速衰竭，貌似潮流与技巧的花样都已被穷尽的文坛，这两部书是异数，也是矫正。内地文学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的对“怎么写”的转向，使得众多创作基本放弃了在开掘新题材上的努力，从公众熟悉的视野取材，成为多数作家的选择，文学的精力在“虚构”和“形式”上渐渐耗费。<br> 这两部作品却似乎天然地摆脱了“怎么写”的困惑，用大家久已贬抑过的现实主义笔法，呈现一个充满原仓小陸的文学世界。<br> 面向形式的追逐渐渐穷尽，贴近地面的翅膀慢慢高扬，如果说《夹边沟记事》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的话，那么在“底层写作”和“现实主义冲击波”表露了对真实的呼唤和渴望之后，在杨显惠以更克制的笔法和更干净的风格驯服了他的那些特异题材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真实、厚重、面向现世和历史的力作：《定西孤儿院纪事》。<br> 这是关于1958年到1960年甘肃定西地区大饥荒遗孤们的故事，是又一本重新发现被遗忘的记忆之书，更是一本在文学上有着特殊风格和成绩的小说。一本关于饥荒、死亡、记忆等重大题材的厚重文学作品。<br> 从1958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的右派转向大饥荒中的孤儿，杨显惠的小说题材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具有很鲜明的新鲜感。他一向描述的是被遗忘的历史，被遮蔽的真实，因为《夹边沟记事》，夹边沟成为了右派命运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定西孤儿院纪事》，人们重新记忆起那些被屏蔽被淡忘的大饥荒年头，记忆起了那些人相食的惨烈往事。杨显惠总是从潮流的夹缝中逆向而行，在历史深处触底，发掘出真相的基石。他所描述的题材，不仅文学工作者很少关注，连历史工作者也因种种原因未及打捞。他不仅重新发现文学的疆土，也重新整理人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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