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粮食政策选择中的中央政府行为假定
西方正统经济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分析前提的。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把“经济人”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点,但赋予了“经济人”更多的含义。诺斯还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更加复杂的、更接近于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卢现祥,1996)。这一假设把“经济人”的行为拓展到对制度的取舍与变迁中。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更接近于这一“经济人”假设(尽管作为人格化的政府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政府①是一个由具体人员构成的政治机构,对社会进行行政管理。从经济角度看,政府是一个处于垄断地位的产业,其职能是进行政府消费(或政府支出),并向社会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秩序和政策(周伟林,1997)。在本研究中,中央政府作为粮食政策的供给者,我们假定其决策的行为模式符合“经济人”的假设,其一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1)追求效用最大化。政府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总是尽可能地实现效用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财富的最大化。政府的效用具体包括经济效益、政治利益和社会效益。随着外部环境和种种约束条件的变化,上述三个目标在政府决策中的权重会发生变化,政府偏好序列也将作出相应的调整。
(2)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政府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智者,也不是一只万能的“看得见的手”,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所面对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不确定世界,由于信息和政府的认识能力都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政府获得它们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政府是在有限的信息和有限的计算能力约束条件下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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