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武士——北洋海军装备的蚊子船
引子
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从广西金田燃起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星星之火。太平军兵锋强劲，一路摧枯拉朽，横扫东南财富之区，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至1860年左右，又风传太平天国骁将李秀成计划全力夺取上海，谋求以此为桥梁与西方国家建立直接联系，希冀得到西方社会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承认与支持，借此获取包括军舰在内的各类西式武器。感受到这一严峻形势的压迫，清政府内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一批中高层官僚，运用各自的权能，大声呼吁，决策抢先向西方国家购买新式军舰，以加强水师力量，争取主动，克制太平军，最终实现扑灭太平天国的战略目标。
恭亲王奕（1833-1898），是道光皇帝第六子，他的四哥就是咸丰皇帝。在当时的皇族子弟中，奕诉的见识、谋略以及政治手腕均有过人之处。咸丰帝死后，奕诉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肃清顾命八大臣，开创了垂帘听政的全新政治局面。而他本人则出任议政王和领班军机大臣，后又兼任总理衙门大臣，几近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由于亲身感受了父兄辈在西方列强发动的鸦片战争中的惨痛经历，奕诉对世界局势有较为清醒深刻的认识，思想也较开通，是洋务运动的倡导推动者，以及在清政府中央内的领军人物。因此，在当时充盈保守顽固势力的中国社会，这位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六王爷被谑称为“鬼子六”。
得到实权派人物恭亲王的支持推动，1861年清政府通过在英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向英国订购了“中国”、“北京”、“江苏”等七艘西式明轮炮舰，这是近代中国迈出地走向蓝色世界的第一步（与此几乎同步，感受到太平天国军力压迫的江苏地方官员及上海本地士绅，也委托常胜军统领华尔的弟弟亨利‘华尔在美国购舰，分别命名为“大清”、“江苏”、“浙江”，后值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三舰被亨利?华尔擅自转售给美匡北方政府，参加了南北战争）。血液里有着纳尔逊家族遗传的李泰国（李泰国的母亲是英国海军英雄纳尔逊的侄女），在英国政府默许下，将这次购舰活动看作是控制中国海上力量的捷径。他擅自委任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SherardOsborn）为新军舰的编队司令，公然把这支舰队冠以“英一中联合舰队”的名称，舰队成员全部雇佣英国人组成，并自作主张，单方面制订了绿底黄十字海军旗和舰队的规章制度，规定舰队只服从中国皇帝和李泰国的命令，而且中国皇帝的命令必须在得到李泰国的准许后才能生效。这支全由英国人组成的中国舰队，几乎成了李泰国的私人部队，史称李泰国舰队、阿思本舰队、吸血舰队等。七艘军舰远涉重洋抵达中国后，清政府对这支不受控制的舰队表现出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立场，经过反复争辩，最终一举将这支舰队拍卖遣散了事，这是近代中国在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首次对外采取强硬态度。由此，中国建设西式海军的第一次梦想随着七舰的散去而破灭。
令朝野上下极为难堪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内“造舰”的呼声逐渐高涨，日益压过“购舰”。第一次出师就铩羽而归的教训，使得洋务派被迫更加谨慎地去对待一切与西方的交往事务，直接向西方获取军舰等武器，被认为是极易触及主权问题的敏感领域，就此很少有人愿意再涉足。此后，两江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先后在上海、马尾创建西式造船厂，开始了自力更生、自行建造近代化军舰的尝试。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技术起点低，专业人才匮乏，以及指导思想上存在误区等因素桎梏，这一阶段中国自行建造的军舰普遍存在舰型低级等问题，大都属于炮舰和运输舰范畴，对内镇压起义反叛尚能应付，不过远远无法满足远洋作战的需求。
1871年，中国属国琉球的商船遭遇风暴漂流至台湾，因言语不通，与台湾土著产生争执，部分琉球船民遭杀害。对于这一内政事件，清政府很快予以措置进行平息。但当时谁也未曾想到，与此毫无瓜葛的日本竟然能兴风作浪，借机生事。日本近代明治维新开始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海军力量，拓展海外势力空间。初步获取了一些西式舰船后，便迫不及待跃跃欲试。1874年，借口要为琉球船民报仇，日本出兵大举入侵中国领土台湾，史称台湾事件。与此针锋相对，中国政府则调遣福建船政水师舰船开赴台湾，并派淮军精锐13营登陆台湾以抗衡、对峙。经过长时间相持，最终在列强的调停下，这一事件草草收场。囿于当时海防力量薄弱，“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实以一经决裂，滨海沿江，处处皆应设防，各口之防难恃不得不以慎于发端”。担心事态扩大后无法应对，为尽早息事宁人，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除赔款50万两白银外，坏被迫承认日本侵略台湾是“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已经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琉球藩属关系的挑衅，由此埋下了琉球亡国之祸的伏笔。
自三国时代以来，就被中国称为倭国，动辄嗤之以鼻，对其不以为然的日本，在当时高唱盛世凯歌，做着天朝上国迷梦，四处充盈着虚骄气的中国社会看来，只不过是个化外的蛮夷。然而，就是这个一贯被中国瞧不起的东邻小国，学习了一些西方先进技术后，竟然肆无忌惮向中国发起挑战，由此在中国社会引起的震动不啻于一声晴天霹雳。海防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得到突显，而中国自造舰只存在的不足也暴露无遗。恭亲王奕诉事后曾痛心疾首地在奏章中写道：“今日而始言备，诚病以迟；今日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并追思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尽管开展了部分旨在自强的事业，诸如建船厂、造军舰等，但“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他认为应当立刻抛开以往的成见，采取果断措施，尽快加强国家的海防实力。
“……查明一种快艇的吨位和造价，它的前甲板防护平台上要装载一门八十吨大炮，可在五百码外打穿二十英寸厚的钢板。问清最低必须吨位和优质货的最低价格。速复！询问保密！勿提中国！”1874年10月23日，中日台湾事件交涉接近尾声之际，取代李泰国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Hart），经由上海，向他在伦敦的忠实部下金登干（JamesDtmcanCampbell）发去了上述这封电报。继中途夭折的阿思本舰队之后，中国近代第二次外购军舰的活动渐渐拉开了帷幕。与第一次购舰活动用于镇压国内起义的目的不同，这次购舰主旨相当明确，就是巩固海防，抵御外侮。
伦道尔式炮艇
就在日本侵略台湾，中国朝野上下为之震惊、群情激愤的日子里，有个西方人的身影开始频繁地在总理衙门出没。身为英国在华利益的重要代言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即将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充海军的迹象。这位久居中国，深谙中国官场之道的英国人明白这将是影响、控制未来中国海军走向的重要契机。良机不容错失，随即他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开始与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沂密切接触，做起推销英国军舰的生意来。自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虽然在上海、福建等地耗费巨资，经历了近十年的自造军舰的尝试，但中国的海防实力并不见有多少起色，直接购买西方先进军舰的提议此时开始悄悄占据上风。
要加强海防，究竟应该以装备何种军舰为宜？围绕这一全新的命题，当时中国国内的官员大都是茫然无措，不知道从何做起。而喜欢夸夸其谈的赫德，本人实际对海军领域只是个略知一点皮毛的外行。将中国人对外购军舰的兴趣挑起来后，赫德便急匆匆与远在伦敦的属下金登干商讨具体如何推销军舰。当时李鸿章等中国官员从自己掌握的海军知识出发，急切想获取的是威力巨大的头等铁甲舰。但这种军舰造价过于昂贵，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沉重打击后，清政府国库几乎囊空如洗，一时无力负担。而且大型军舰对于操舰人员的专业技术知识也有极高的要求，遽难办理。很快，赫德和金登干都注意到了当时世界上一种最新潮的军舰，一种价格便宜，而且据说是大型铁甲舰天煞克星的小军舰。
当中国东南马江之畔正在大兴土木建造福建船政船厂的时候，1867年12月4日，地球另一面的英国泰恩河上，出现了一艘模样奇特的小军舰。在当时，连它的设计者乔治?伦道尔（GeorgeRerldel）自己都没有想到，这艘小小的军舰竟然会成为他一生事业的重要奠基石。StauIach号，中国译为“师丹”号炮船，是阿姆斯特朗（Armst_rong）公司建造的排水量仅有200吨的小型炮艇，长22.86米、宽7.62米，显得短而宽，吃水1.98米，装备有两台蒸汽机、两座锅炉，主机功率134马力，航速7.5节（一说7.654节）。和进入蒸汽时代以来，那种比巡洋舰小，航速迟缓，在甲板两侧安放火炮，“以供杂役”的旧式炮船完全不同，这艘小炮船上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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