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先后就读于毛泽东母校东山学校、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长期任职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从1989年开始，在《理论信息报》、《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浙江学刊》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数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或索引，半数被CSSCI收录。已出版著作：《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职工持股工作手册》（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当代工人阶级与工会新论》（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郭象个体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悲剧哲学的诞生——从悲剧角度透视尼采哲学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包括《人性与个性》、《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第二版、《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一种社会中间层的人生哲学》）。待出版著作：《中国的出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务实时代的精神资源——邓小平理论新论》、《劳动哲学》。

    20世纪西方社会结构的一个革命性变化是，从前两极对立的金字塔结构被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所取代，或者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极对立被小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大产阶级的三极制衡所取代，以白领劳动者或智力劳动者、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当然，最富者和最贫者的差距仍然是惊人的，其中最富的个人比最穷的个人收入高出几百上千万倍，而占社会人口20％的较富者与占社会人口20％的较贫者收入之差也在10倍以上，但同样明显的是，占社会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阶级，无论其财富所占社会总财富的相对比例，还是其绝对数量，都超出了低收入阶级和高收入阶级。作者之所以把低收入阶级称之为小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是因为在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而只存在一些零零散散的无产者。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基本上已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凡在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其稳定程度和发展速度都超出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因为所谓中国的社会中间层可能还不到社会总人口的15％，这些人甚至与最富有的阶级构成了富裕的一极，而与占社会人口80％左右的相对贫困人口形成一种两极对立。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尚未形成小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大产阶级两头小中间大的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

    上篇  我是谁
    “我是谁：的问题是人生哲学的出发点
    《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锋，在华山论剑中成为武功天下第一的人，但同时也成了一个迷失了自我的疯子；他打败了所有的人，却打不败自己的影子，或者说被自己的魔性追逐得落荒而逃，从此成为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白痴，回到了他自己刚来人世、尚无自我意识的婴儿阶段。我10岁的女儿读到这一段时，禁不住长时间的哈哈大笑，把我从沉思冥想中惊醒。
    无独有偶，在电影《东邪西毒》中扮演欧阳锋的香港明星张国荣，在赚取了亿万巨金后，在赢得了无数影迷和歌迷的爱戴，达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后，却从高峰上一跃而下，摔得粉身碎骨，令人惨不忍睹。也许张国荣与欧阳锋略有不同：欧阳锋不知道自己就是欧阳锋，而张国荣则对继续做张国荣厌倦了、绝望了。但两人功成而身败，未能解决“我是谁”这个人生的根本问题，则是一样的。
    欧阳锋与张国荣的经历，只不过是以极端的形式凸现了“我是谁”这个人生的根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而已，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在进入暮年、离开人世之前满有把握地拍着胸脯说“我知道我是谁”？倒是有些人年龄越大，辈分越高，便越没有自知之明，越倚老卖老，任气使性，成为让人哭笑不得的“老糊涂”或“老小孩”，不成为或被人称为“老混蛋”就算是走运的了。最为可叹的是，越是那些经过长时间奋斗、追求而成为胜者、赢家、成功人士、“人上人”的人，倒越是成为为物所惑、为权所困、为名所累的人，倒比普通人更多地发生心理危机和人生意义的认知危机，更多地陷入无聊、忧郁、绝望以至疯狂之中。
    那么，“我是谁”是不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呢？对此我既不能作出肯定的也不能作出否定的问答，而只能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排在“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之后并把它们称为三大基本的、亘古常新的哲学问题——古希腊自然哲学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古希腊神话中的司芬克斯怪兽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前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则提出了第三个问题。
    我这里试着来探索一下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或方法。
    可以把“我是谁”即“我是什么人”这个大问题分解为三个子问题：
    ——我实际上是什么人？
    ——我应该成为什么人？
    ——我能够成为什么人？
    这三个子问题是一体三位、相对有别的：当我问答“我是什么人”时，我总是以“我现在实际是什么人”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基础，以“我应该成为什么人”为目标、方向、理想和归宿，而以“我能够成为什么人”，为中介、过渡、条件、方法和手段。一个人问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时，总是身处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因此他必须暂时截断生命之流或柏格森所说的“生命之绵延”，而从当时当地出发，否则他便根本不能进行思考。比如我今年40岁了，当我写这本书时，我当然必须以我40岁时所处的状况或所达到的境界为基点来思考和回答问题，首先描述我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人，然后从此出发展望我应该和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而，这三个子问题又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离的：我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统一，是一个不断变化、创造、成长和发展的过程。这样一来，在连绵不断的生命过程中，“我是谁”从结构上表现为前述三个层次，在时间上则表现为以下三个阶段：
    ——我过去实际上是什么人？
    ——我现在实际上是什么人？
    ——我将来应该和能够成为什么人？
    比如，我40岁时实际上所是的人包含着我在10岁、20岁、30岁时的梦想、希望以及整个30年来的努力和奋斗，现在的我是过去的我的结晶；同样，当我50岁、60岁、70岁成为某种实际上所是的人时，也必定包含着我40岁时对我应该并能够成为什么人的梦想和展望以及今后的努力和奋斗。
    从以上认识自我的路径和方法出发，我们能够得出如下否定性的结论：无论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得出什么关于“我是谁”的肯定性答案，都不可能是终极的答案，因为这种终极答案是根本不存在的。人的一生也无非就是一个至死也不会终结的自问自答的过程而已。我们唯一可以指望的是，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的答案，虽无绝对的对错之分，但毕竟有一定的高下之别。辨别高下的标准有主客观两种。主观的标准是：导致较少身心疾病即痛苦和较多身心健康即幸福的人生观，相对其他人生观是更为正确的；客观的标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按照某种人生观生活而导致的社会总福利（包括富裕、和平、自由、平等、正义等等）大于按照另外一种人生观生活而导致的社会总福利，那么前者是相对正确的，而后者是相对错误的。其中，主观的标准应该服从于客观的标准。
    不管多么困难，也不能回避建立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这一人生的首要任务，因为自我意识是自我选择、自我奋斗、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等等一系列现实过程的开端，自我观是全部人生观、人生哲学的基石。进一步说，回答“我是谁”是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这两个更大问题的起点，人生观是历史观、宇宙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全部哲学大厦的基础。
    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不仅将失去自己，而且将失去整个世界。
    我不是什么人
    若要搞清楚我是什么人，一个极为有效的方法是首先明确我不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是一个肯定判断，“我不是什么人”是一个否定判断。肯定判断要经过一系列的比较、鉴别、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思维功夫才能作出，而最终仍然有可疑和不确定之处；而否定判断往往凭借直觉、不假思索就能作出，并且经常是正确的。否定判断又为肯定判断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划出了范围，指明了方向。当年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就是凭其70多年的人生经历直觉地作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或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等等否定性判断，直到1992年视察南方时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一个正面地、肯定的问答。我今年已届40，即孔子所谓的不惑之年。我对自己是什么人，也许还不很清楚，但对自己不是什么人，则有比较清晰明白的判断。
    我当然不是坏人、恶人和刁民，但也绝不是通常所说的好人、善人、老实人和良民。
    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好人，是指那些四平八稳、老成持重，从不惹是生非、标新立异的人，是老实本分、洁身自好、恭敬谦虚、礼让平和的人，其中的“大好人”、“大善人”进而能够乐善好施、悲天悯人，以厚德载物，达到“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上乘境界。我承认我不是这样的好人，甚至不想成为这样的好人。我认为这样的好人或老实人，几乎就是“窝囊废”、“糊涂虫”的同义词，是缺少血性和个性、惯于顺从和屈服的懦夫和庸人，其中还有不少是貌似忠厚的奸诈小人、大奸若忠的伪君子。中国社会因为有太多的“好人”、“善人”、“老实人”、“正人君子”、“良民”和“顺民”，反而失去了对恶势力的抵抗力和制约力，反而丧失了蓬勃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而失去这样的本源、动力和根基，就是出千万个圣贤，也不仅不能促进社会的迅速发展，反而会使一般人形成依赖、等待的习惯和对明君清官的幻想。近看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对欧阳锋父子、梅超风、杨康之流故无好感，但对郭靖、江南七侠、全真七子之类正派人士亦不敢苟同：如果不是黄药师、洪七公、周伯通等亦正亦邪或非正非邪者的干预，郭靖之辈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不能也不想做“好人”、“善人”、“老实人”、“正人君子”和“良民”，因此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怪人、离经叛道的人、傲慢的人、粗鲁的人，甚至就是一个坏人、恶人、刁民和暴民。对此，我只好说他们缺乏理解力。不做他们所谓的“好人”，未必就一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呀。天地之大，人性之复杂，难道就没有任何别的做“人”的可能性吗？
    我不是俗人，当然更不是什么圣人。
    如果我们把“俗人”界定为以追求财色、权力、声望等世俗价值为人生最高目的的人，并且进而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俗人”，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么，我肯定不是一个俗人。是的，我是凡眼肉身之人，但不是俗人。
    ……

《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总序
上篇 我是谁
“我是谁”的问题是人生哲学的出发点
我不是什么人
我是社会中间阶层知识分子
我是农民的后代
我是中国人
我是自然与人类之子
我是脚踏实地的自我实现者
我是悲剧人生观的倡导者

中篇 我该怎样做人
做人是一件艰难而美好的事情
成为自己与承担角色
做人与处世
中心与边缘
人在边缘
如何经营人生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
有所得必有所失与有所失必有所得
伯乐相马新释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重释
“任性”、“纵情”重释
“自私自利”、“明哲保身”重释
“飞扬跋扈“、“不可一世”重释
天人如何合一人人如何合一
先人后己可行吗舍己必定利人吗
公正必须无私吗无私就会大公吗
是大河无水小河干吗
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有功于社会
为什么要帮助他人
怎样帮助他人
助人之心、防人之心与适当的人际距离
公民与公共生活

下篇 我能成就什么
生命的价值或生活的意义
何谓成功和幸福
如何兑现善恶有报的伦理承诺
也说成熟
追求完美的风险
我无力也不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低调的希望
简朴的丰富
宽容的权力
寂寞的声望
满头白发与永远年轻的心
恐惧死亡与从容赴死
离开人世前应偿还所有的欠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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