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警示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又反过来启迪人民。在共产党人决心铲除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这一毒瘤的今天，重温历史不无必要。
（一）黄炎培的忠告
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在延安的窑洞里，穿着一身补丁衣服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在问及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黄炎
培先生访问延安的感想时，黄老先生坦率地道出了以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主席充满信心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腐败周期率
黄炎培先生的提问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充满民族忧患意识的凝重的提问。透过一部厚厚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封建王朝的初期，官吏比较清廉，到了王朝末期，无一例外地官场贪污腐败成风，土地兼并惊人，最后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侵。这种由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过程，往往是每二三百年重复一次。为什么贪官污吏杀了一茬又生一茬?为什么“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会有周期性的崩溃和重建?这两者有什么内在联系?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大课题。
以往，我们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多从封建社会的阶级根源人手，认为中国封建的官僚阶层从总体上来说，是自私冷酷、争权夺利的，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问题在于，同样是封建社会，同样是以手工操作的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自然经济，为什么中国封建王朝初期官吏比较清廉，而王朝末期却出现那么多的贪官?仅从阶级根源上进行剖析是不能圆满地说明这一问题的。对此，我们认为应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层结构中去认识。
一个社会的内部要形成全国性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有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要通过某种途径使整体各部分之间发生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即让各部分之间有频繁的信息交换。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内有一个固定的阶层执行着全社会的信息交流和组织功能，使整个社会受到控制，这个固定的阶层就是中国特有的儒生官僚阶层。这是欧洲的封建社会所缺少的。
儒生官僚源于“士”，“士”是在战国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的。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统一管理国家的需要，国家政权结构中出现了垂直控制的郡县行政管理制度，以取代层次分割的领主分封制。“士”成为新政权任用官僚取代世卿制的主要来源。到了汉朝，儒家学说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成为正统思想，成为“士”必须接受和承认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于是汉以后的“士”就是儒生。儒生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在未入仕以前，遍地游学，入仕之后宦海浮沉，“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使他们有能力和条件承担封建王朝的联系和控制全国的功能。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是与中国存在着儒生这样一个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社会成分密切相关的。
中国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主要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部分，也就是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和儒生正统意识形态所组成的。以皇帝为首的官僚政治和以儒生为代表的正统意识形态是相互耦合的，他们通过防止贵族化等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以保持地方经济的繁荣稳定。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又是大一统的前提和基础。他们相互调节、相互作用，维护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牢固。
既然儒生官僚阶层是大一统社会的重要调节力量，为什么又会产生那么多贪官污吏，演变成大一统社会的破坏力量呢?简单地讲，这是官僚阶层本身异化的结果。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在思想意识方面，绝大部分封建儒生步人仕途的动机和目的是追逐名利和个人荣华富贵。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伦理政治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每个人、每个家庭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是由其政治上的等级地位决定的。总的划分是官与民。当官就成了统治的特殊阶级，官有大小高低之分，民也有士农工商之别，差别形成等级。而等级一旦划分，它影响到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人们“虽有贤身贵体，无其爵位不敢跟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封建社会的生活法则，鲜明地昭示每一位青少年，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待遇，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这是人生的根本。更有甚者。封建皇帝也极尽能事，笼络儒生，效忠皇权。宋真宗以皇帝的名义。写下《励学篇》，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车马簇。”公然以金钱美女作为钓饵。而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以清高自诩，不肯当官，那就要准备终身受穷，有时连吃饭穿衣都解决不了，甚至被诛杀。明朝《大诰》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而一旦做了官就享有种种特权，通过合法的、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种种途径，都可以成为暴发户。
一方面是荣华富贵的引诱，一方面是贫穷和诛杀的威胁，严酷的现实迫使儒生选择前者而逃避后者。所以不管儒家的政治伦理训条说得多么冠晃堂皇，儒生内心世界真正的持久的人生取向则是个人荣华富贵。一旦进入仕途后，官场腐败成风的现实又必然让他们学会口喊“忠君保
民”、“救济苍生”，而心思则日益转移到追名逐利上来。所以，在封建社会里，真正的清官有如凤毛麟角，老百姓对此看得很清楚，一首“来时羞涩去时丰，官币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出，临行写入画图中”，就将我国历代封建官吏大肆搜刮的疯狂程度勾画得淋漓尽致。老百姓常说“千里做官只为财”，也反映了他们对封建官吏普遍敛财的本性的认识。
二是在客观现实方面，封建官僚阶层拥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权力和享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特权与他们普遍存在的低薪制形成尖锐的矛盾。其结果是：一方面促使各级官吏不择手段以权谋私，另一方面造成儒生官僚虚伪、心口不一的双重人格。
封建社会各朝官僚的俸禄，除宋代相对丰厚外，其他各代都不算高。次于宋的唐代，二品官每月实际所得合米一百二十公石，开元时正九品小官实际所得才合米十公石。即使像宠妃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权高势重，如果仅靠其司空俸禄收入过活，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相当于一百六十石大米。明代一反宋代的做法，俸禄更低。史载著名清官海瑞，死于居所时贫穷到不能置棺椁。这可能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和年少时受官吏欺压有关。而清代官员的俸银养家糊口都困难重重。官员们手中虽无钱却掌握着各种各样的权，他们自然会想到用权来捞钱，于是乎，贪污受贿便成为官员们满足奢侈生活的主要财路。与低薪制平行的是封建官僚阶层的种种特权，唐代最低品官就可以成为“不课户”，免纳赋税；犯了罪的可以“官当”，以免职抵罪。封建特权荫补子孙，“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未立襁褓，已列簪绅”。
一方面是封建专制权力和特权，有权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上的低薪制，这些都造成了一个促使官僚阶层贪污腐化的强大内趋力。一方面感到“不捞钱没法过”，另一方面感到“不捞白不捞”。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各级官员在腐化的规模上互相攀比，互相攀附，沆瀣一气。
三是官僚阶层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僚阶层只是对上负责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不受任何制约，在他那里无法律可言，无真理可辩，“朕即国家”，“朕即法律”，“朕即真理”，以皇帝为顶峰和核心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各级官僚层层对皇帝负责，黎民百姓在他们面前无任何地位和人格可言。由于受地域和通讯条件的限制，更加之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这种只靠皇帝和上级官僚的监督的官僚体制，其约束效力是微乎其微的。各地官僚都必然成为称霸一方的“土皇帝”。尽管有的封建王朝也设置了监察部门，如秦汉的御史大夫、唐代的御史台、明清的都察院等，用以纠察百官，但是由于监察部门就是以封建官僚机构监察官僚机构，监察官员本身就是封建儒生官僚，他对自身的腐败是无能为力的，己不正焉能正人。而且这种监察必然也只能是对下不对上，对外不对内的，对皇帝及其“圈子”里的人，是不容纠察，也无法纠察的。所以官僚阶层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不仅孕育了封建官僚的贪污腐败，而且为贪污腐败的恶化和蔓延提供了条件。这样，官僚机构这大一统的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贪污腐败的根源之一。而当社会出现危机时，封建国家又总是用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办法强化控制，结果事与愿违，冗员滥吏与腐败程度的相互作用，更加剧了贪污腐化的过程。
所以说，封建官僚阶层的贪污腐化有一种不可逆转性和自身繁殖性。当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发展到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无法正常生活，民不聊生时，农民起义就会骤然而起，汇成汹涌的巨浪冲垮了大一统社会的防堤，旧王朝被推翻，新的大一统王朝得到确立，下一个轮回接着开始。
人类自从有国家以来就存在贪污腐败现象。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然允许贪污腐败现象的合法化，相反，总是力图制止贪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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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