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与民族国家问题
“民族”就其存在的历史而言，甚至是一个比“国家”更为悠久的概念，从研究的角度看，它是一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概念。广义上的民族主要指定居在特定国家、特定地区或者有明显的共同性的民族集团，比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等；而狭义的民族则主要指民族这种共同体产生以后，各个历史阶段中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的具有一些根本内在共同性的人的共同体。自国家产生以来，不同的民族生活在共同政府管理的政治区域中，就容易产生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等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就有可能激化民族矛盾，造成国内各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把对国家的爱国主义（即国家认同）转化为对本民族自身的狭隘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是地方民族主义形成的先声，是鼓吹分裂当代主权国家的重要思想根源。因此，探讨当代民族主义对国家边疆安全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是非传统安全时代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而要分析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首先必须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及影响谈起。
在当代西方人看来，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之所以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关键在于它们自近代以来日益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民族”的定义上看到：“民族是这样的一个人类群体，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相互认同达到很高的程度，直至希望独立和实现政治自主。”①按照这种观点，民族，尤其是民族国家大行其是以来，其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就是政治性，以及它所隐含的政治实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国家的很多学者以及政客，只要看见民族（Nation）一词，只要看见某个主权国家把某个人们的共同体称为“Nation”，就认为这个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就认为这个Nation所在国家的中央政府承认他有资格取得独立，有脱离原有国家实体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而且国家也给予他这样的自决权，国际社会也应该承认他具备这样的资格。也许是基于此，当前我国有的学者为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与国际接轨，开始把Nation一词译为“国族”，这大概就是中国当代某些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者要把中国的56个民族称为“族群”（Ethnic Group，在西方学者看来，族群没有取得政治独立的可能，也不具备独立主权实体的性质）的根本原因。②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如果想脱离人口多的民族而独立，他就必须让本民族的所有个体团结一致，形成忠于本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如果这个民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那么这种高度的政治认同就是爱国主义；如果这个民族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这种高度的政治认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争取高度自治、完全自决直至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有关民族职能和奋斗目标定位的情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政治认同，它使得绝大多数人效忠于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家乡或者整个地球，这种认同是我们的传统政治取向。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帮助我们塑造了世界政治，而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人类事务。”①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使得绝大多数人效忠于自己的国家”中的“国家”，主要是指以自己民族名字命名的“单一民族国家”，对当代多民族主权国家而言，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族分裂主义。有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强有力的政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无可否认的政治性。②
第一节 民族的产生与民族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强调非传统安全影响的今天，民族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综合学科性质的领域，同时鉴于它们在人类历史发展和当代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显学”。“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因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差异而有所差异的表现。民族问题作为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其解决的过程就是各民族之间不断磨合差异性，培养共同性或互融性的过程。
一、民族的含义
民族以及民族问题因其重要性和涉及领域的广泛，导致不同的研究者由于研究的目的、看问题的视角、知识储备、文化背景以及所处的历史时期等的不同，对民族的含义也有不同的认识，有时候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认识，如民族与国家产生的先后问题。
首先，从民族形成的心理动机意义上看，民族是一种以“文化亲近性”（Culture Nepotism）为根基、以“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与“结构性健忘”（Structural Amnesia）为工具，来凝聚及调整人群，以适应现实资源执政的人类社会结群现象。①有鉴于此，王亚鹏等指出：“主权国家中各民族对共享的普遍文化的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各少数民族和亚文化群体在文化交往、文化融合中的心理适应与认同研究问题。”②心理动机意义上的民族，实际上是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发展到血缘和文化阶段的产物，是一种早期民族形式。
其次，从民族产生的过程看，民族是“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这是摩尔根、恩格斯以及马克思的著作中表述的思想，③其形成首先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战乱以及人为的边界划分等因素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民族形成的具体过程，摩尔根认为：“由于有了部落，才通过分裂作用而产生部落群，然后再联合为部落联盟，最后合并而形成一个民族。”④根据他的论断，形成时期的民族是以血缘关系作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其地域特征不很明显，然而形成后的国家是以地域来划分其国民，导致民族的地域特征逐渐明显——也可以说，民族阶段作为原始社会末期向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它实际上与国家一样，是以地域来划分其居民的；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人类逐渐出现大规模的迁移，使不同族类之间在居住地上相互接近、在经济联系方面相互渗透、在语言上逐渐亲和、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相互混合，最后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性民族。对此，朱伦先生指出，在欧洲，“‘民族’一词在奥匈帝国时代产生时就是一种明确的政治实体而非文化群体概念，是对共同建立一个国家的各族人民的分别界定，意为‘亚国族’（Sub-nation）。在欧洲语言中，‘人民’一词有时候不但与‘国族’相通、也与‘民族，相通的道理即在于此。”①
最后，从民族的成熟形式——政治性的民族来看，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②。这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但历史地看，这个定义仅仅是对西欧以及苏联本国乃至中欧与东欧情况考察后得出的结论，③是苏联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较长期使用斯大林的理论，实际上还在于我们的民族关系理论、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等也是深受苏联影响的结果。但也应该承认，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中“规定”的四个特点，对于形成时期的民族来说无疑是必要的，尤其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对于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如果因此就套用衡量所有的民族，尤其是已经发展成熟的民族，必然会失之偏颇。正如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所指出的，“总的来说，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上体现的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族群关系的格局和发展历史，加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族群平等的意识形态，应当说它也属于一个局部的而非全球性的族群理论。”④历史地看，这种民族定义不能完全说是体现了中国民族关系、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发展的历史，当代民族问题研究专家杨建新综合各家关于民族的定义，根据民族从形成到成熟后的发展特点，联系当今全球化影响下民族变迁的具体实际，提出：“民族是历史上由于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其他一些共同性特征，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以社会和政治联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具有以民族意识、民族认同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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